我的大弟弟下乡了

他，行李所摆放的位置。跟他说了一句话：“抽空多来信，农闲时就回来吧。只要好好地在队上表现，我相信总会有招工的机会，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弟弟跟我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过身就上车了。

    大院里的这批下乡知识青年，全部都上车坐好以后，车门自动关闭，这几辆大客车缓慢地驶出了大院，大院里所有的人都跟着这几辆大客车出了大院，来到了总公司的大门以外，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这几辆大客车，满载着我们的亲人，缓缓地离开了我们，驶向了远方。很多的人情不自禁地向着远去的大客车挥着手。不少的人都掉下了眼泪。在人群里，哪家没有当知青的孩子呢？当知青的孩子走了，离开了我们，去到远隔数千里之外的乡下农村。他们带走了亲人们的期盼，留给了亲人们无穷无尽的思念。等待这些知识青年们的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些沉重的思念负担就像一座大山，时刻压在人们的心上，令人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依然难以忘怀。

    三年零九个月以后，和我弟弟下放到一个公社的知青，都先后调离了农村，我弟弟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六个知青，已经走了四个，我父亲和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商量了好长时间，我父亲最后决定利用到西昌出差办事的机会，找到当时在西昌太和铁矿的老朋友想想办法。

    我父亲一直就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人，为了我弟弟的事，只得低下头，厚着脸皮去求别人。到了西昌以后，征得那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多方协助，经过朋友托朋友，熟人托熟人，一个托一个地拜托朋友，找路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在西昌太和铁矿，为我弟弟弄到一个开电铲的招工指标，接受方的商调手续办好之后，我父亲连忙从西昌赶到冕宁，独自走了几十里乡村盘山简便公路，找到我大弟弟所在的生产队，把招工的事情告诉我的大弟弟。尽管当时这个工作岗位在西昌太和铁矿，是个开电铲的司机，但毕竟不是再当知青了，起码也算是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不再靠工分吃饭了。

    十多天后，我的大弟弟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了，从生产队里临走那天，生产队里的那最后一个知青，用一辆手推车，把我的大弟弟的行李一直推到泸沽火车站，陪着我弟弟办完行李托运等手续后，他们就在火车站分手了。从这一刻起，我的大弟弟算正式离开农村，他不再是知青了。

    我弟弟在当地办完了所有的调动手续，终于可以离开下乡几年的生产队。当工人去西昌开电铲了。生产队里最后的那个知青，推着手推车，拉着我弟弟的行李，一起从生产队到泸沽火车站的这一路上，两个人的心情完全不同。不难以想象，这两个知青兄弟的这一路上，我不知道他们该聊些什么话题。就要分别了，互相能给对方说点什么话呢？

    当这两个知青兄弟在泸沽火车站分手以后，生产队里的那最后一名知青，当他推着那辆手推车，独自回到生产队的一路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很难想象，他是怎样才把那辆手推车推回生产队的。当他再回到生产队的那间知青住房，望着那偌大的空房子，又能说些什么呢？想当年，这间住房里挤满了一起下放来的知青，人声鼎沸，看如今除了自己以外，其他的知青均已席卷而去。就剩下他独自一个人，还要在这里坚守着。不知道还要坚守到什么时候。孤苦伶仃。心里又是啥滋味？

    很难想象，他又在何时，才能离开那间房子，离开那个生产队呢？也许是明年，是三年，还是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没有人会知道，这个问题无人能够回答。人生前程的一片茫然，让那些个身在农村的知青们，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看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也找不到人生的希望。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了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赶紧向工段长杨师傅说明了情况，请了一天假，赶紧骑着自行车到了人民北路小学校，见到了小学校长。

    请看下一节《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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