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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弟弟下乡了
1974年,对我来讲,真是一个多事之年。有好事。也有动荡之事。今年我的三年学徒期满,开始拿一级工的工资;受聘担任过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参加过五冶建设总公司举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这不,事情就到了眼下,轮到我的大弟弟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
1974年8月,cd市又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虽然说这两年,知青下乡的政策比起过去,是有了一些松动,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像解放前国民党抓壮丁的办法,实行了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的基本政策。家里有两个子女的,按规定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拿一个去当知青下农村。家里有三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那两个就得去农村当知青。只要在家里排行是老大的,还有家里是独子的。按当时规定的政策,都可以照顾,留在城里直接分配工作,不再上山下乡。
可是对我弟弟来说,上面的政策就是再好,他都摊不上照顾的份。第一,他不是老大。不能得到照顾。第二,对他来说,家里有哥哥和弟弟,不算独子。还是不能够照顾。这一回,他看来是在劫难逃,躲不过去了。
我的大弟弟今年在城北中学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这一次cd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给他分配的下乡的地点是四川省西昌地区冕宁县,就是当年的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金沙江畔,刘伯承司令员和彝族头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的那个县。是距离cd市有一千多公里的大山区,光坐火车都得要十几个小时。就算是到了冕宁县城,最后到达公社和生产队,还得有几十公里。还有一段是公社到生产队的山路,那里是不通车的。得靠步行才能到达的。
虽然当时国家对上山下乡有了新的政策,家里排行是老大的可以不下乡,但是他在家里排行毕竟不是老大,小弟弟还在读小学四年级,而且我这个当哥哥的又在cd市上班,天天上下班都经过总公司门口,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总公司机关后面的大院里,大院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谁家里有几个人,都在哪儿上班,在哪儿上学,这些情况谁也无法隐瞒。
我的父亲在总公司机关上班,他领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登记表,我的大弟弟也许是看到了我,我这个当哥哥的,在农村当知青,没有花费什么事,仿佛父母没有操多大的心,在两年之内,很快就回来了。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这个当哥哥,的确也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是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渡吗?我弟弟的的脑袋比我要灵的多,肯定能比我更早一些回来,所以,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填完了登记表,由父亲代他交到总公司的有关部门。
我弟弟很快就办完了下乡的相关手续,在家里就等着出发了。在这几天里,天天在家里,他也是心不在焉地,无论做什么事,都显得那样无奈和懒心无肠。犹如度日如年。经常哼着一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我当知青时经常哼着的一个凄凉小调。在家里面来来回回地转来转去。看到这些,我心理也很不好受,此时此刻我是完全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就和我当初要离开家当知青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时不时地我也劝慰他几句,可他马上就对我发火了。立马就给顶回来:“知青你反正是当够格了,都已经调都调回来了,当然,站着说话你也就不嫌腰疼了。”话已至此,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无论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得进去的。在他的面前,我再也不提起有关下乡的话题了。
几天以后,我们的大院里进来了好几辆大客车(这些辆大客车负责把这批知青转送到cd火车南站,再由cd火车南站转乘火车到西昌。经过西昌转乘卡车到达冕宁)。来送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的车队即将出发,我们全家都从四楼的家里来到大院里,在篮球场的旁边等待着,大客车停好位置。打开了门,我把弟弟的行李先拿上车安顿好以后,再下车找到大弟弟,看见我的爸爸妈妈正在和他交代着什么,小弟弟拉着他二哥的手,舍不得离开。我和大弟弟拉了拉手,告诉他,行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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