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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只好和工段长杨师傅简单汇报说明了情况,赶紧就骑着自行车很快赶到了学校,
我把自行车存放在小学校的收发室旁边,向收发室的师傅打了一个招呼,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学校的大办公室。校领导迅速把我领进了大办公室里的一间小套间办公室,无须说半句客套话,他们万分焦急而开门见山地说了一件大事。
原来学校里有几个在校学生突然失踪了,有一些学生向学校的老师反映,说我的小弟弟石喆可能知道他们的去向,但是他们从我弟弟的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什么也不说,只好把我喊回来,要我做我弟弟的思想工作。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家里玩儿。我就把学校老师跟我说的事情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下,问他是否知道那几个学生的去向。果然,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
他说:“这是他们之间事先商量好的秘密,决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只好反复动员他,从家长找不到孩子心情如何焦虑等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不说。只说是为朋友讲义气,任何时候决不出卖朋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晚上,那几个失踪学生的家长纷纷找到我们家来,向我弟弟打听那几个学生的大致方向。大概是那么多家长苦口婆心地问他,我小弟弟实在是推托不过去了。才说出那几个人从西门走了,原来打算是上西昌,又是我小弟弟为他们在地图上用(学生专用的)塑料三角板计算出来,出西门往西的方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我想我的小弟弟可能是把地图上的比例关系搞错了,计算结果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从西昌到cd的距离只有20公里,20公里等于40华里,按每小时8华里的步行平均速度计算,就可以徒步在5小时之内赶到西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他们非要到西昌去呢?因为是上课的时候他们几个淘气,受到任课老师的严厉批评,任课老师还说过,要课后的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家访。这几个学生想到老师做家访,一旦老师离开家,学生肯定要挨家长的打,
因为怕挨打,所以他们就准备出走。
他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西昌工作,据说他的父亲有枪,所以就决定到西昌去打游击。要上山当红军游击队,要同学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再打回来。他们具体怎么走的,真正的目的地是什么,走哪条路线,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这些小游击队员娃娃们也真是太淘气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当时在解放军cd警备区当兵的老朋友,他当时在摩托连当连长,二话没说,他就专门给我调派了一辆摩托车,一个解放军战士开着摩托车。
在这一天,我就坐在摩托车旁边的偏挎斗里,和这位解放军战士一块儿,跑遍了cd市东西城区所有的派出所和大街小巷,整整奔波了一天,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
当天晚上,那几个学生的家长到我们家来打听消息,我们没有得到这几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新信息,也无法向家长们提供这几个学生的任何线索。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送走了这几位学生家长,嘴里不停地说着大话安慰着他们,但是我心里的确一点儿底儿也没有。
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终于熬过去了,早上七点左右,我刚要拉开房门准备去上班,正好房门响了。
房门外面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顺手打开房门,发现两个十来岁陌生的男孩子站着门口,突然间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这几天要找的那些孩子其中的两个。
我马上用两只手分别抓住把他们各自的一只胳膊,赶紧把他们拉进房门,生怕他们又飞了,经过我们短暂地盘问,这两个孩子有气无力地说出了另一条消息:楼下篮球场上还有三个。
我赶紧把自行车搬下了楼,放在楼下的单元门口以后,赶紧从篮球场上把那三个男孩子都带回我们家里,随口向我父亲说了一句:“这几个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帮我看着他们,要看住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跑了。我马上到学校去找老师。”
说罢立刻跑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到人民北路小学。找到了学校的负责人,简单地交换了情况,他们赶紧派人,分头到这几个学生家里通知学生家长,告诉他们:“学生已经都找到了。要他们到学校来接孩子。”
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我们家,我父亲已经到楼下的机关食堂买些馒头和稀饭让给这些孩子吃,这些小游击队员可真是饿坏了,四斤粮的馒头不够他们五个人吃,吃完饭以后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一起,把他们这几个人都带到学校,把他们分别移交给各位家长……
事后经过询问,我大致了解了这些孩子两天来的基本经过:
这五个孩子前天下午还在学校上课,打第一遍铃的时候他们还大大方方地坐在教室里,打第二遍铃的时候这几个小家伙就一起逃出了教室,他们溜出学校大门以后,真的就往西门车站出发,一路上他们经过万担仓粮库、白马寺街、西北桥,到达西门车站,再从西门车站继续沿着向西面的方向,途中经过营门口、茶店子,一直向西沿着公路边步行走到土桥。的确有些走不动了,于是他们站在土桥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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