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上

    然后一地一地的解放了。

    一九四九年，天桥的天乐，城里的长安，吉祥，华乐等大戏院大剧场，又再张贴了大张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黑字，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专人还在门前吆喝：

    “来呀，解放前最红的角儿，首本名剧，晚了就没座儿了。”票价是一毛钱。新的币制。

    解放后，北平又改回前清的老名字，叫“北京”

    党很器重他俩。

    往往有特别演出，诸如“热烈欢迎解放军慰问晚会”厢楼栏板挂满红色小旗，汇成红海。

    霸王犹在兴叹，虞姬终于自刎。

    只要是中国人，就爱听戏。

    幕还没下，锣鼓伴着虞姬倒地。霸王悲嚎：“哎呀——”

    台下不作兴给彩声。

    却是热烈的掌声，非常“文明”节奏整齐，明确：

    啪！啪！啪！啪！啪！仿佛是一个人指挥出来的。

    戏园子坐满了身穿解放装，秩序井然的解放军，干部，书记

    红绿一片。

    单调而刺目。

    蝶衣极其怀念，那喧嚣，原始，率直，肆无忌惮的喝彩声：好！好！那纷乱而热烘烘的当年。

    市面上开始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是天天枪毙。中国人的血流不完。

    唱戏的依旧唱戏，剧团归国营。角儿每个月有五百块人民币，分等级给月薪。生活刚安定，哥俩有如在梦中之感。

    对共产党还是充满天真的憧憬。因为有“大翻身”的承诺。两位给定为一级演员呢。

    “真的？要过好日子了？”小楼道。

    “很久没存过钱了。”

    “我们算低了，听说最高的是马连良。”他倒有点不服气。

    “有多少？”蝶衣问。

    “一千七百块。”

    “这么多？”

    “连毛主席也比不上他呢。”

    “只一个人，我够用。”

    “我还得养妻，往后还得活儿——”

    他踏实了，是一个凡尘中的男人。被生活磨钝了么？

    蝶衣有点懊恼，怎么竟有这样的担忧？真是。他看着师哥的侧脸，三十出头，开始有点成熟的气度，像一个守护神，可惜他守护的，是另外一个。久赌必输，久恋必苦，就是这般的心情。活像一块豌豆黄，淡淡的甜，混沌的颜色，含含糊糊。

    然而现实不容许任何一个人含糊地过去。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大起大落大争大斗的新时代。一切都得昭然若揭。

    当戏园子有革命活动进行时，舞台得挪出来。横布条给书上“北京戏曲界镇压反革命戏霸宣判大会”

    台上的“表演者”尽是五花大绑，背插纸标签的镇压对象，七八个。正中赫然是袁四爷。

    从前的表演者则当上观众。程蝶衣和段小楼坐在前排。面面相觑。

    大会主席在宣判：

    “反革命分子，戏霸袁世卿，丁横，张绍栋等，曾在反动军阀部下担任要职，尤其袁某，是旧社会北洋，日伪，国统时期三朝元老，此人一贯利用旧社会各种反动邪恶势力，对戏剧界人民群众进行欺榨，剥削，逼害，罪行昭著”

    蝶衣的脸忽地涨红。

    他半望半窥，这男人，他“第一个”男人，袁四爷，跪在他头顶，垂首不语。他蓬头垢面，里外带伤，半边脸肿起来，嘴破了，冒血泡，白沫不由自主地淌下，眼皮也耷拉。当初他见他，一双眼炯炯有神，满身是劲，肩膀曾经宽敞。他“失身”给他，在一个红里带紫的房间里——恰恰是现今他伤疼的颜色。

    一定给整治得惨透了。

    是以衰老颓唐得顺理成章。

    他第一个“男人”

    “——现经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局批准，判处死字，立即执行！”

    蝶衣明知是这样的下场，但仍控制不了脸色泛白。

    一个很积极而热情的青年出来，带头喊口号：他是成长，前进的小四。腐败的时代过去了，他才廿岁出头，目下是翻身作主人的新天新地新希望。

    他喊一句，群众随着喊一句——从未如此满足过。

    “坚决拥护镇压反动戏霸！”

    “打倒一切反动派！”

    “人民大翻身！”

    “翻身作主人！”

    喊口号的同时，还得举臂以示激情。

    小楼惊奇地看着英姿勃发的小四，又望蝶衣一下，再瞧袁四爷，过去，他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但共产党却有更大的力量消灭一切。

    袁四爷在呐喊声中，只知有恨的阶级斗争怨愤声中，被押出场外。当他经过过道时，蝶衣垂下眼，莫敢正视。

    他知道，他就是这样，被干掉了，一如数不清的地主，富户，戏霸，右派，坏分子——只要不容于党的政策，全属“反革命”

    他不必听见打枪的声音，就听见幕下了。

    小四兴奋的影儿罩在自己头顶上。仿佛也在暗示：“你的时代过去了！”

    蝶衣很迷惘地看着舞台，他的焦点无法集中。如果新人上场，那替代自己的，该不会是一直不怎么成器的小四吧？领导一声栽培新苗，也就是党的意思。才解放一两年，他们一时忖测不及。

    但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很支持照顾的。

    都一式中山装，上学堂。

    中央为了提高没读过书的工农干部，军人，工人，以及民间艺人出身的演员等文化水平，便安排他们同上“扫盲认字班”有文化课和历史课。

    一个穿列宁装的青年姑娘，也就是老师了，在黑板上教生字。她先写了个“爱”字，然后提问：

    “什么是‘爱’？”

    一个老太太答：“就是对人好。”

    一个老将军答：“我没有爱过，所以不明白。而且我也不认得这个字，我常常写错了，写成‘受’字。”

    问到蝶衣，他支吾：

    “我也不认得，‘爱’跟‘受’总是差不多。”

    老师笑起来：“这‘爱’怎么同‘受’呢？受是受苦，受难，受罪，忍受解放前，大伙在旧社会中，都是‘受’；如今人民大翻身了，便都是‘爱’。”

    蝶衣只听得嘟嘟囔囔都是受。“心”飞到老远，使“爱”字不成“爱”为什么没有心？

    老师犹滔滔不绝：

    “有父母子女的爱，兄弟姊妹的爱，朋友的爱，男女之间的爱，但都比不上党对人民的爱，毛主席对你们伟大的爱”

    然后老师又在黑板上写另一个字，这回是“忠”字。

    老师又解释：

    “这‘忠’，是心中有这样的人或事，时刻不会忘记，不会改变，任凭发生什么大动乱，都保持一贯的态度，像你们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忠，对学好文化的忠”

    小楼和蝶衣跟随大伙抄写这两个字，各有所思。

    在解放前，日伪时期，蝶衣初与鸦片纠缠不清，不是没想过戒烟，只是那时到处开设的“戒烟所”其实骨子里却是日本人当幕后老板的膏店，戒烟的同胞跑进去，戒不成烟，瘾更深了。直至解放之后“戏子”的地位仿佛重新受到尊重，眼前也仿佛是另一坦途，蝶衣很努力地，把全副精神寄托在新生上。

    当他在扫盲认字班时，抄写这“忠”字，不由得想起那一天——

    北平改回北京的名字，但天气总是不变。一进三伏天，毒辣的日头像参与了炼钢的作业，一切蒸沤沥烂，很多人待不下去，都自房中跑到院子去乘凉。

    只有蝶衣，在被窝中瑟缩，冷得牙关抖颤，全身骨骼像拆散重组，回不到原位。

    他在戒烟，这是第五天。

    最难过是头几天。

    瘾起了，他发狂地打滚，翻筋斗似地。门让小楼给锁上了，他抓门，啃地毡，扯头发，打碎所有的镜子脸色尸白，眼眶深陷。一切恶形恶状的姿态都做过。一个生人，为了死物，痛苦万般。发出怪异的呻吟和哀求，小楼硬着心肠不搭理。

    那一天蝶衣以为自己过不了这关了，总想把话嚷出来：

    “要是我不好了，师哥，请记得我的好，别记得我使坏！”

    菊仙见戒烟之凄厉，心下有点恻然。他发不出正常的声音，鼻涕口涎糊了半脸，但她知道他永远无人知晓的心事，在一个几乎是生死关头，菊仙流露一点母性，按住痴人似的蝶衣：

    “别瞎说，快好了！”

    他在狂乱中，只见娘模糊的影子，他记不清认不出，他疯了，忽地死命搂着菊仙，凄凄地呼喊：

    “娘呀！我不如死了吧！”

    菊仙一叠声；

    “快好了快好了，傻孩子！”

    穷鸟入怀，猎师也不杀——

    但这澄净的片刻终于过去。

    双方回复正常，还是有债。

    菊仙端着一盆水，有意在门外挨延，不进来。蝶衣仍是蝶衣，她的情敌，她最爱冷看他受罪，直至倦极瘫痪。

    小楼光着膀子，拎过水盆：

    “咦？怎么不进去？”

    菊仙道：

    “待他静下来。免他在我身上出气！”

    小楼先扶起蝶衣，帮他褪掉外衣，然后用毛巾拭擦汗酸，一边安慰：

    “开头难受点，也算熬过去了。看，把烟戒了，可不就是新社会的新人儿啦？”

    蝶衣苦笑：

    “我是等你逼我才戒。”

    因为是他逼的，蝶衣倒也十分的努力，好像这一逼，情谊又更浓了。也许连他也不知道，自己拼命的抽，是等待着他的不满，痛心，忍无可忍，然后付诸行动。

    在这几天，他身体上的痛苦，实在不比“重拾旧欢”的刺激大。戒烟是一种长期煎熬的勾当。需要硬撑，需要呵护。蝶衣得小楼衣食上的照顾，和责备，他很快乐。他觉得他的“忠”字，并没有白认。而且二人又靠得那么近乎，不比舞台上，浓烈的油彩遮盖了真面目，他发现了：

    “师哥，你的脸这样粗了？”

    “是吗，”小楼不经意：“开脸嘛，日久天长又勾又抹，一把把颜料盖上去，又一下一下的用草纸揉，你看那些粗草纸，蘸油硬往下擦”

    “可不是？”菊仙的声音自门边响起：“就细皮嫩肉的小白脸，也慢慢成了桔子皮了。”

    她一边说，一边放下饭盒子，一件件打开来：“从前还不觉得怎样，现在，哎，不消提，非要把人家的手给割伤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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