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来到东厢时,老远就看见门外一人走来走去,亦是青衣小帽,外面披着件大氅,于是迎上道:“皙子,这关头,别人都躲着我走,你却光明正大的跑来,可是嫌脑袋上的顶戴太舒服了么?”
来人一稽到地,说道:“袁公高义,杨某向来是佩服的,所谓‘患难见真情’,若是杨某此时躲起来,当年便不会从东瀛赶回来辅佐袁公了。”
这人名叫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当世大儒王闿运的得意门生,醉心于帝王之学,当年戊戌变法时“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都是他的同门师兄,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举办时务学堂,杨度亦曾入堂听课,从此与“维新”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十九年,杨度考中举人,但之后屡试不第,庚子年后,求变心切,于是自费留学日本,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朝廷举办经济特科,杨度回国应试,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排在他前头的是梁士诒,由于“维新乱党”的魁首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当慈禧询问军机大臣这个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公是什么来历时,那位军机大臣为了交差,只好胡说梁士诒是梁启超的亲戚,而且名字最后一个字与康有为一样,所谓“梁头康尾”必非好人,结果慈禧震怒,下令查办阅卷大臣,取消众人功名,如此一来,杨度的“榜眼”是做不成了,而且由于他曾上过时务学堂,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学生,朝廷要严办“乱党余孽”杨度心灰意冷,淡了功名之心,随即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业。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度先后结识了梁启超、黄兴、汪兆铭、蔡锷等人,思想变得愈发激进,虽不赞成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但也不满君权统治,开始认真研究君主立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走马观花,又对宪政一窍不通,自然写不出考察报告,无奈之下只好派随员熊希龄赴日本向杨度求助,杨度也不客气,拉来“乱党魁首”梁启超一起写,之后,一份周详妥帖的宪政考察报告就摆在了慈禧的御案上,所以,清廷立宪新政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两个“乱党”写的,这个秘密官场上众人皆知,惟独慈禧被蒙在鼓里。
杨度也借此而声名大振,被人誉为“君宪旗手”他的大名很快传到主持新政的袁世凯耳朵里,一心想靠宪政限制君权的袁世凯有心收纳此人,便联络张之洞联名会奏,保举杨度为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在王府里给旗人亲贵讲授君主立宪的好处,后来袁世凯更是将他延入幕中,礼贤下士,倾心结纳,杨度感激莫名,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便成了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袁氏督直时所举办的新政措施多半出自他手。
杨度指着袁世凯磕破的额头,问道:“袁公,这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苦笑,摸了摸额头,说道:“说来话长,咱们进屋说。”
两人进了东厢,杨度脱了大氅,拿出一封信,说道:“今日可不是我一人来的,这是严范荪的信,袁公可先看看。”
严范荪就是严修,也曾做过袁世凯的幕僚,翰林出身,后来为袁氏保举做了官,现在是学部侍郎,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和杨度也谈得来。
袁世凯抽出信瓤,匆匆阅了一遍,随即点着洋火,将信烧了,苦笑道:“立宪,立宪。朝廷逼我,你们也来逼我,我还真不如一走了之,免得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现在那‘迥电’只怕已是全北京城都知道了。”
“官场上没有瞒得住的消息,何况是这骇人听闻的通电?现在不止是官员,便是那帮闲散旗人,也在议论袁公...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