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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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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进来九倍的物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桓公说:“怎样实行?”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醒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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