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之二十五

    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从条例的文字表述看，企业经营者的所有权利都已经被全面地下放，因此，它被认为是政府自1978年放权试点、1984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放权行动。从实际的执行情况看，这些权限中，有的早已下放，如销售和采购权等，有的定义模糊，如资金支配和投资决策，有的缺乏政策配套，如进出口权始终被国家外贸系统所垄断，其他企业根本不可能染指，还有的则根本不可能落实，如拒绝摊派。在新华社开展的对百家国营企业厂长调查中，9o的厂长承认“即使有拒绝权也不敢用”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到底该如何管理和控制国营企业，始终在“收与放”的悖论间徘徊，进退维艰。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专门就证券业说过，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

    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刺激，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5月21日，尉文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上证指数从2o日的616点连日上蹿，到25日已高达142o点，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ooo9元，空前绝后。当时，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尉文渊突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的交易场所。媒体记载：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这个交易大棚风雨无阻，一直开了一年半才关闭。在办了文化广场之后，尉文渊又明出“大户室”制度，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有专线电话、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户室”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买卖更是有优先权，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

    在深圳，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行新股只好实行抽签的办法。8月7日，深交所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售公告，宣布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售抽签表5oo万张，中签率为1o，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ooo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一证可花1oo元买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o张身份证买抽签表。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5公斤，里面是25oo张身份证。当时深圳有6o万常住人口，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o万人，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o多元，黑市竟炒卖到2oo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o元。从7日下午开始，全市3oo个售点就排成了长龙，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深圳市内到处弥漫着难以分辨的恶臭味。

    9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售完毕，各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怒火迅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件在猝不及防中爆。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5o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

    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18o人，各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很多知情者认为，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四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深圳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暧昧和野蛮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o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证监会任主席为刘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