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之一

    第一部19781983年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中国，回来了

    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

    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

    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热爱生命，1978年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o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性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给我。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主义。”文章的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后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此文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3o年后，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日后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展，折冲百回，曲线前行，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这一年底，也就是柳传志读报后的2o多天，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全会召开前后，**北京市委宣布“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国3oo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的展主轴自此全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