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地方刺史府、郡守府、县府等各级官员争相阅读,一些官员看过后,也随之纷纷在报馆上发表自己看法和观点。
有支持的,也有提出异议的,更有提出其他新论的,不胜枚举。
面对争论,卫朔没有强硬压制不同意见,而是指示陶潜、刘穆之等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得益于便捷的交通,事先周密准备,虽然眼下河西讯息传播速度无法跟现代比,却也比以前提高很多。
且渐渐地争论已不再局限于官场之中,河西各地名儒大家也纷纷加入争论之中。
卫朔的两篇文章犹如春雷轰轰,借着报纸之力,短时间内在河西思想界引起巨大轰动。
各大学堂博士、教授、大儒、名士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看法,对卫朔文章进行相关讨论。
套用现代一句话说,这一场辩论虽然引发了思想上激烈碰撞,却犹如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了解到外界情景,卫朔便找来陶潜,要求对其在《河西旬报》上开辟类似于现代报纸一样的专栏。
将一些好的文章刊载上面,并且告诉报馆多印发一些,除了发卖以外,还可以在各地张贴,命专人读给老百姓听。
这一下,市井茶楼,书社诗会,全都在讨论卫朔文章。
这些观点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是赞同,二是有意见,双方各自引经据典,振振有词。
从人数多寡的角度来看,支持一派显然是占了上风的,毕竟背后有卫朔支持,想不占上风都难。
相对而言,反对之声音就弱了不少,毕竟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公开反对上头需要天大勇气。
更别说卫朔所言有理有据,还占据了大义名分,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
借着这股东风,由卫朔亲自策划,陶潜主事,改编而来的第一份报纸正式营业了。
报头由卫朔亲题,名为《河西旬报》。
考虑到此时社会信息传递较慢,印刷数量和质量都跟不上。
因此《河西旬报》每半月一刊,刊登内容主要是都护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以及官府一些动向,包括人事任命,各项律法条款的解释细节等等。
报纸的出现,对于河西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情。
之前很多人皆小觑了报纸作用,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正式这区区的报纸,日后成为卫朔手中无上利器,无数贪官污吏在各观风使笔下落马。
甚至将来,报纸还成为新政改革有力的宣传工具,为每一次新政策出台,提供了相应的舆论导向。
《河西旬报》的出版,开启了河西新闻出版的开元时代。
随后《河西旬报》成为各级官员、老百姓获悉朝廷动向信息最权威的渠道。
一个月后,在河西另一个尹家主持的《武威日报》也出版了。
此报与《河西旬报》截然不同,它主要刊登市井故事、海外趣事、商业信息、各地物产以及百姓日常琐碎之事。
因为,有了《武威日报》的出现,以及更多报馆营业,没过多久都护府就出台了《河西新闻出版律》,对于社会上各种报纸、塘报、学院内部刊物等新闻出版物,有一个详细的规定。
《河西新闻出版律》颁布使开办报纸正式合法化,此后各种各样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河西各地涌出。
报纸的出现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信息的了解,也使一些原本无法上达天听的怀才不遇之士有了可施展之地。
他们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向外界展现自身才华。
新闻报纸的出现对于思想解放,传播知识,倡导教化,引导民意有着莫大的好处。
一些大儒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这是传播圣人文章,宣扬道德教化最好的工具。
通过报纸宣传报道,能够很快地让无数百姓子民,知纲常,懂伦理,悉尊卑。
官府应该大力推广,鼓励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