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的关系,使主题纹饰和地纹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
西夏瓷器中的碗、盘、钵等圈足器,均挖足较深(俗称“挖足过肩”),器壁近底处较厚,近口处较薄,底则更薄,这是因为碗、盘等主要用顶碗覆烧法烧制而造成的。
顶碗覆烧法支撑点在圈足部,为了能撑住整个坯体,不至于坯体变形,所以近底处的器壁是最厚的地方。
同时,为了减轻坯体的压力,近口处器壁略薄,器底最薄。
器物外壁多挂半釉,施釉较薄。白釉碗、盘内底有沙圈,其他釉色则为涩圈。
白釉瓷和剔刻花瓷在西夏瓷器中最具特色,西夏瓷胎色多呈灰白色或浅黄色,故白釉瓷均施化妆土,盖住胎色,然后挂釉。
既然有瓷器,那么肯定就有陶器,先前韩孔雀就发现了大批的陶制建筑构件,而现在在瓷窑之中,韩孔雀又有新发现。
成吉思汗陵墓真可谓是一座宝库,在那座瓷窑当中,韩孔雀还捡到了不少宋、西夏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的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
同时,韩孔雀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据此,韩孔雀推测,这个瓷窑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窑口,而蒙@古人是把人家的宫廷御用窑口整体搬迁进了这里。
这个发现可把韩孔雀高兴坏了,要知道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争奇斗妍,八大窑系遍布全国,后人对宋瓷的研究硕果累累。
但一直以来,人们对地处祖国西北的磁@窑堡,西夏古瓷窑址和西夏制瓷工艺知之甚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大型巨著《中国陶瓷史》时,苦于没有可靠资料,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区进行发掘;八十年代,又对灵武磁窑堡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才出土了大量西夏瓷器。
西夏陶瓷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先前没有多少西夏瓷器供人研究,所以进展缓慢。
不过,所有考古学家都认为,如果要想有所发现,肯定要在蒙@古人占据的地方寻找,因为最后西夏就是被蒙古人灭绝的,他们最后的财富,全都落入了蒙@古人的手中。
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被证实,1956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敏盖乡,发现两件黑釉剔刻花瓶,最初被定为元代,后又归入宋代。
这两件经瓶为非发掘品,没有地层关系和可靠年代的实物佐证,但最后认为“可能与西夏有关”。
如果这个是可能的话,那么在1982、1986年,内蒙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发现多处窖藏,再次出土一批西夏瓷,这次就比较肯定了。
所以,当时就有人猜测,当年蒙古人从西夏掠夺的文物,不止是这么一点,应该还有更多的文物被藏了起来,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历代蒙古帝王的陵墓,其中成吉思汗陵又是最有可能出现西夏文物的地方。
现在这一观点算是被韩孔雀证实了,但是他却不能广而告之。
发现宝贝,研究宝贝,是韩孔雀的爱好,现在没事,韩孔雀也不介意多研究一下这次宝贝。
玉壶春瓶、碗、罐、人头像,一件件的过手,这些瓷器,只有上面带有铭文的,韩孔雀才会仔细研究,如果没有什么特点,韩孔雀就立即收起来。
也许这批瓷器是出自西夏王宫,所以带有铭文的还有不少,比如一件黑釉小口瓶,本来韩孔雀没有重视,但是拿在手里,韩孔雀就摸到了上面的铭文,仔细查看,韩孔雀发现这件小口瓶的腹部刻有西夏文。
就连这么一件小型瓷器上面,都有着西夏文,那么其他瓷器,韩孔雀就不得不更加重视了,所以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少带有铭文的瓷器。
韩孔雀发现,瓶子、罐子和小碗上面,往往都有西夏文。
有了这个发现,韩孔雀再次清理了一边他发现的小碗,果然,这里面还真有不少带有铭文。
韩孔雀还真没有想到,西夏人居然有在小碗、小口瓶上面刻录铭文的习惯,要不是无意之中在那件小口瓶上发现了铭文,韩孔雀还真会错过不少带有铭文的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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