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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在脑海里整理了一下思绪,才开口道:“我之所以说,用一个标段来做试验,可能会成功,而单独用一个项目部来做试验,却及其困难,主要还是在资源和资金调配方面。”
“如果只是一个项目部,使用新的运营模式,可项目经理的权限,毕竟有限,他运行新模式之后,是直接归属施工指挥部管辖,还是项目部自己做主呢?”舒城继续道。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征地拆迁问题,如果施工指挥部统一出马,也许五百万搞定,可一旦下面的某个项目分部,运营模式不同,公司提完点后,就任由他死活。
这样的话,关系到这个项目部的征地拆迁,施工指挥部肯定不会去管,除非这个项目部给指挥部钱,不然一两次算是帮忙,次数多了,施工指挥部也不会这样做。
如果要这个项目部亲自出马,那么他花费的钱,可能要比想象的多,而且不关是征地拆迁问题,很多事情,一旦要项目部亲自去跑,花费肯定要大不少,尤其是关系网上,相对于项目部内部,重新搭建,没钱是绝对不行的。
如此一来,就算赚钱的项目,被这一倒腾,也会亏钱。
舒城继续道:“而且用一个项目部来做试验,这个面太窄,没法体现出成果,需要花费的时间又长。如果用一个标段,一旦成功,完全可以扩展到分公司和局公司,一步一个台阶上去。”
付中华微微点头,显然,付中华也在沉思,而且他看问题的角度,和舒城不同,也许比舒城看的还透彻,不过舒城的话,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让他感兴趣。
毕竟舒城这套改革方案,在前世的时候,已经有人尝试过,并取得了成功,舒城也算是捡了便宜,不然要他自己去想这些问题,舒城肯定想不出来。
任何改革,都是国家上层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又通过大量的试验,确定可行之后,才敢真正全方面的执行。
尤其是国企改革方面,牵扯面太广,牵扯的利益太多,大局掌控不到位,很可能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因此,每一次改革,都不是短时间内,便能完成的。
就像一个用钢渣用做路基填料课题,在国外,对钢厂废弃钢渣,都有回收利用,变废为宝,用作路基填料使用,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就及其的少,甚至没有。
如果要让钢渣用作路基填料,首先必须在路局备案,然后申报课题,设计院出方案以及室内做钢渣的相关试验,确定钢渣是否符合路基填料的要求。
还有就是环评、重金属含量检测、放射性检测,这些试验都必须做,这些东西,不是某个人一句话有影响或没影响,就可以的,一切以试验检测报告为准。
一旦发现钢渣重环评不合格,这个课题就直接打回去了,根本进行不下去,或者重金属及放射性有问题,也无法继续进行。
这些方面,国家相关单位抓的及其严格,更何况还是铁路和公路上使用,一旦对人体产生危害,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做完这些试验,确定对环境无污染、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序。接着便是开专家研讨会,召集组织参加单位,确定试验段的地点,用料,试验时间,检测方式等。
也就是按照设计院给的方案施工,至于施工单位,就交给参加的施工单位施工,第三方现场监督检测。
试验段完成之后,便是汇成报告,然后根据是给铁道部还是交通部审批,只有国家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审批之后,才能确定这个课题,是否可以用于实际。
课题一旦通过,对于使用的地方,还要设计院出变更设计等资料,施工单位最后才能根据设计院的变更,进行施工。整个过程走下来,及其的繁琐,没有半年以上,根本没法完成。
一个小课题就如此的复杂繁琐,更不要说国企改革,这么一个大项目。
正是因为改革时前期实践时间长,如何定位,显得很重要,如果真如舒城建议实行,改革的时间上,很有可能缩短三到四年!
“嗯,你在文章中还指出,部分运营模式,不能沿用铁建的,能具体说说吗?”付中华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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