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
显然地,崇祯在想:“这个刘宗周就是个书呆子,朕迫切需要朝臣们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大治措施,他非要朕‘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
朕说他迂阔,他竟说朕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哼,朕说不过他,自然也用不了他这样的官,要不是实在人才匮乏,朕又怎么会再次用他呢?不知这次他又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想着,低头来看,但见上面写着:《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
崇祯耐住性子往下看,看罢,猛地把奏疏摔到了地上。
为啥呢?这个刘宗周,疏中居然对崇祯即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和各项政策一一进行批判,言辞犀利,毫不容情。
临末还说什么“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温体仁赶巧进来,忙捡起来看,亦是哭笑不得。
崇祯怒道:“传谕内阁,从重惩处。”说罢,忍不住又想:“他不过一腐儒,所言于人于事无害,又是名人,素有清名,朕何不放他一马,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
想到这里,又道:“还是算了吧,不过是些迂阔的陈词滥调,朕不跟他计较。”
温体仁忙跟着附和,私下里却忙命人上疏弹劾刘宗周。
刘宗周却是不知,正冲向刚从外面回来的儿子刘伯道:“道周说的没错哪,郑鄤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何故也?皆父疏中所言也。”
刘伯道:“大家都知道,郑鄤冤枉,父亲大人也没有必要上那奏疏吧,您或许不知道,外面都传遍了,说若不是皇上能容直言,父亲大人因此丢了命也未可知。”
刘宗周道:“郑鄤案只是为父上疏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为父倒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想那皇上肯下《罪己诏》,应该不是不容直言的人,却做出了此等糊涂之举。
唉,其实,为父也为难哪,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
刘伯想想也无法,道:“这下好了,也有人上疏了,说父亲大人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又该咋处?”
刘宗周道:“既如此,告病求归就是。”
说完,竟亲自去写了奏疏上奏了,又道:“我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
崇祯巴不得他快走,当即批了。
刘宗周也不多说,当即收拾了启程。行至德州,仍不放心,再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
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