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样激烈的请愿抗议活动就不应该让女人和孩子参加,那些鼓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言论在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声浪中显得独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评,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动者,认为陈原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径,是帮段祺睿政府脱罪,是军阀政府的帮凶。
鲁讯同样是一位鼓动者,他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
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
1925年4月,他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这样写到。
“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发了鲁讯和陈原之间一系列的笔战。
在这种全国舆论谴责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陈原自然在论战中败北,成为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还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
后来只能离开北平,远走武汉,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这一时期,不少作家都写文章参与讨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新中国的女子》中对牺牲的学生给予极高评价,并称“‘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朱自青当日就在现场,他写了《执政府大屠杀记》,详细记下了三月十八日的情景。
他说:“这在北京是第一杀!”
北平的《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林子轩离开北平时发表的文章被人翻了出来。
当时还没有人相信政府会犯下如此暴行,现在看来却不由得让人心惊。
林子轩叮嘱过平禁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万象书局要站在学生这边,所以万象书局的报纸和杂志刊登的都是抗议北洋政府的文章。
正是三一八惨案,导致段祺睿政府倒台。
1926年4月9日,鹿中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睿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
段祺睿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
4月17日奉军占领北平,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
《京报》创始人邵飘平于4月26日清晨被奉军秘密处决。
张学梁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们刚刚打倒了段祺睿,还没来得及欢呼,却来了一个更狠的角色。
张座霖比段祺睿的手段更为残暴,北平处在极为恐怖的氛围之中,包括鲁讯在内的不少社会名流都上了通缉的黑名单。
鲁讯不得不辗转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难,到五月才返回寓所。
正因为如此,鲁讯在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年时光的北平,南下谋生。
和鲁讯有同样选择的人不在少数。
随着这批文人的南下,中国新文学的阵地从北平逐渐转移到了上海,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全新的一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