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的大事。是的，当时我就在现场。可我宁愿放弃这个被迫的目击者身份。当一座千年古都在眼前化为废墟，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刑罚。就在我茫然失措时汉密尔顿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实干能力。他在几分钟内将我们寥寥无几的行李收做一堆，用床单打包后背在身上，拉着我上了阿里亲王准备的马车。

    因为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的影响。在船上休息了整整两天才能动笔继续完成这封信。记得从马车上回望一片火海的巴格达时，我脑中想的竟然是当年他所看到的是否也是这幅景象。但毫无疑问，革命派的暴徒们绝不会像他麾下的军队那般守纪律，也不可能像库斯鲁二世那样顾惜即将纳入统治的臣民。巴格达，这个经历了无数次战火的城市再次成了地狱。

    直到下了马车，汉密尔顿才看到我始终紧紧抱着阿里亲王赠送的那本典籍。这连我自己都没发觉。借着月光，封面上《青藏战记》这四个汉字差点让我当场心脏病发作。

    我想您应该也有听说过传闻，库斯鲁二世在跟随他征战四方时曾记录了当时种种决策和事件的产生经过。《青藏战记》就是其中之一。当《波斯战记》上个世纪大幅删节后（您知道删节的都是哪些内容）在巴格达公开付印，《欧罗巴战记》在新大陆完稿，并在十年前出版，《青藏战记》却被波斯皇室牢牢保守着。任何人，包括之前的我都不能借阅。而阿里亲王给我的正是原作的抄本。

    曾有很多人猜测《青藏战记》不能被公开的原因，但在略略翻阅之后，我发现大多数观点都不太正确。这本书并非不能被公开，而是波斯皇室不想公开。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库斯鲁二世当时年仅十二岁。尽管这位皇帝以聪慧而闻名，但十二岁的孩子毕竟不能像成年人那样进行观察、整理、记录。书中有不少幼稚得可爱的记载，还有不少过于激烈，恐怕会引起国际矛盾的论调。这对于研究库斯鲁二世的学者来说应该会大有帮助。

    而阿里亲王将它赠送给我，则是因为我研究的对象长期作为库斯鲁二世的保护人和抚养人，在原作中有大量批注。很幸运，抄本将这些内容都复制了下来，连能够表示他当时心情的涂改痕迹都描摹得十分逼真。换句话说，这本《青藏战记》其实是他和库斯鲁二世两人共同完成的手稿。我找到了至少四处他本人对当时决策的说明和总结。因为这更像是批改学生作业，他在写这些内容时不会顾虑到自己皇帝的身份，也不会多加掩饰，结论的得失都显得十分中肯。

    比如说，他并不欣赏自己提出并执行的“绞索政策”，在批注中坦言当时夏帝国的国力和军力只能支持他采取这种措施，否则应当尽可能将乌斯藏纳入版图，哪怕只是形式上的。

    “藏地虽然现在看来荒芜，没有可取之处，但到了未来土地即是财富和资源的时代却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绞索’能以最小的代价让乌斯藏暂时不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却因此不得不在中长期花费庞大的国家预算来防范印度对这片土地的野心。得不偿失，但也是种无奈。任何方法的使用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的独特性，‘绞索’也不例外。我可爱的殿下，这不是个值得无限制推广的好办法。”

    这是他的批注之一，针对库斯鲁二世希望将“绞索”用在即将开战的扶桑身上的观点。这恐怕又会让人对他的印象有所改观。可以看出，他无论是在辽州时代还是在拜占庭，始终对环境和自己所做的事都有清醒的认识。

    但汉密尔顿不同意我这个观点。这位喜欢大胆设想的学生最近沉迷于由他发端的民权运动，并以此为依据反驳我的观点。确实，他对于民权似乎有着少见的犹豫和摇摆，因此我到现在也没法说服汉密尔顿，甚至渐渐没法说服我自己。这让我很苦恼，但学生的成就总是件好事。

    刚开始写这封信时我还在巴格达，现在却正搭乘共和国印度洋舰队的大船驶向新加坡。汉密尔顿兴奋地说这艘是以著名海军将领命名的“白龙”级航母首舰，“白龙”号，排水量四万吨。我对这方面不感兴趣，但能够每天有飞机收发邮件和报刊确实很方便——我最近开始习惯这种发出巨大轰鸣的铁鸟了——我想这封信用不了多久就能送到您手上。

    这支舰队的司令官似乎是胡杨少将的旧识。他解释这次是正常换防，并邀请我在抵达新加坡后一同乘坐专机去共和国的首都。在我婉拒之后他也并不显得意外，不久就让人送来了新的登舰许可，允许我们在海军的安排下继续搭乘印度洋舰队的军舰从新加坡前往首都。

    经过巴格达的事件后，汉密尔顿对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有些警惕，但我不明白这里面会有什么内幕。难道有谁会对我们这两个贫穷又没有名气的不列颠人感兴趣？

    抱歉让您听了我的牢骚。最近发生的事实在太多，连军舰上都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我有些担心家中的妻子。

    另，随信附上《青藏战记》的几页抄本。在临摹汉字方面汉密尔顿比我强得多。等我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我想把这本书捐赠给贵馆，但希望能保留一份抄本。

    向您致以诚挚的敬意。就此搁笔。

    您忠实的

    安德鲁?J?汉伯顿1491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