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的因素。时代越是发展,军队的作战方式也更加充满主观能动性。古代因为冷兵器战斗的缘故,不得不依赖于军阵和军心,所以人治的情况难以从根本上克服。
这是因为生产力落后的缘故,必须以人的强权来维系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而必须磨灭士兵的人性,让他们甘愿效死。
但是如今,情况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因为远程武器越来越强大,精准性以及威力,都与过去大不相同。这时候,已经降低了对战阵和士气的依赖,开始倾向于功能强大的武器以及士兵本身的素养。
尤其是士兵本身的军事素养以及主观能动性,只有全身心想要去战斗的士兵,才能真正发挥出武器本身的威力。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武器的使用对于士兵本身提出了跟高的要求。
这是学历和文化上的要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无法操纵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尤其是飞机和军舰,这已经不是依靠强权和压迫就能训练出来的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士兵,也不是可以轻易洗脑的对象。
至于搞大清洗,更是愚蠢,除了能巩固某个人的权力,根本就对组织毫无益处。**者想用自己的权势来获得整个社会体系的利益,这只会使得整个社会崩溃。
或许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会很慢。但是一旦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个崩溃的过程便会被加速到让人无法反应过来的地步。
这就是人心,所谓的人心,就在于势利。分配模式不合理,再怎么洗脑和压迫也无济于事。不给予别人应得的利益,说什么都是废话,徒遭民怨。
钟泱不会做这样的**者,更不会建立这样一个人治体系,所以在军队之中并不强调英雄主义,也不搞个人崇拜。而是深化制度本身的力量,严格执行军事纪律,并且要求所有的士兵对军令的服从。
至于政务官,本质上就是军队体系内的文职人员,专司处理军中的政务,把军官从这些繁琐的事情中解放出来。另外一点,也是对军官的监督,记录一些公事上的资料。这些资料会被归档,也是军中年度考核的一个参照标准。
政务官没办法打小报告,因为他的上面没有**者,只有军法。政务官仅仅有记录事情的权力,而无处置的权力。大本营也不可能赋予政务官这样的权力,还是因为军法,军法的存在禁止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纵观过去,监军和政委之所以演变为特务机构,还是在于**者的支持和纵容,而不是因为监督机制本身的缘故。**者以人治国治军,自然是以人代法,实则无法。如果没有了这么一个前提,特务机构的膨胀便失去了成长的土壤。
军官本身的权力极大,无论怎么说都好,始终是一种特权。三官制只是从根本上让武官失去了造反的力量,可不代表军官没有滥用特权的情况。军队内部体系也的确需要一些监督者,只要他们的职权明晰,没有处置权即可。
关键还是在于军队的上面没有一个**者,只有大本营总部。大本营本身也是军队体系架构,更不可能让政务官的职权干涉到军事指挥。因为胜利才是大本营所追求的,一个无法让体系利益得到实现的人,无法继续呆下去。
这就是体系的好处,以众人的利益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而不是以一个人的意见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是法治的基石,也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
那种某个人说了算,某个人握着军权的组织,是毫无前途的。也是古文会所极力排斥的,法治和人治,是天然对抗的两种思想。法治代表着众人的利益,是一种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规矩。而人治则相反,以一个人的思想和利益来决定组织的思想和利益,天然的具有排斥异己以及内部清洗等属性。
三官制或许还有着不少的细节问题,但比起人治体系,却是要好上太多了。新四军的成立,不是为了钟泱或者陈泽,也不是为了天宇集团。它的存在是为了整个华夏正统文明以及这个体系内的所有人。
如今的这“所有人”,便是包括了顺德、番禺、南沙这三个区域内的民众。以保卫家乡为思想根源,作为军心的立足点。
正因为如此,钟泱便不得不考量军心的问题了。对于**党的倒行逆施,军队本身就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士兵和军官都有着亲属在那边,这是难以磨灭的联系。如今这样的残暴举动,更是激起了众人的愤怒。
人治的军队里,打不打很大程度是根据**者的意愿。但在法治体系里,民意就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现在可不单只是军队,整个地区的民众也全都处于愤怒的边缘,他们也有亲属在那边啊。
至于商人,也是支持战争的,主要是孙逸仙的脑残举动影响了粤省的经济运转。这种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工商业界的利益,即使仅仅是间接的影响,也足够激起这群资本家的怒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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