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规矩。可是人家那不象话的赚了,他赔!他觉着云城的空气也不怎么比从前紧起来,作买卖的大家拚命的争赛,谁也不再信船多不碍江这句话。大家无奇不有的出花样,他赶不上人家,也不想赶;想赶也不会!钱非常的紧,乡下简直没人进城买什么。他相信那些老方法,在相当的程度上他也货真价实。可是他赔了钱。那些卖私货的,卖假货的,都赚。商人得勾结着官府,甚至得联着东洋人。而且大家都打快杓子,弄个万儿八千,三万二万便收锅不干了;他讲老字号,论长远,天天二三十口子吃饭,不定卖几个钱呢!他不明白这是怎回事,正如纪老者不明白乡下为什么那样穷。人家卖东洋货,他也卖,可是他赚不着。人家减价,他也减价,还是没人来买他的。他用血本买进来,他知道那些洋钱是离开了云城,而希望再从乡间送来;乡下只来粮食,不来钱。乡下人卖了粮,去到摊子上买些旧衣服,洋布头,东洋高粱粉条,不进他的铺子来。他一点也不敢再象从前那样大意,他也赶着买,赶着卖,可是赶不上别人。人家包卖一大批胶皮鞋,个巴月的工夫干拿走三四万;他批了一角,没人问。人家是由哪儿批下来的?他摸不着门。他赔着卖也没人家的贱。他有门面,人家雇几十人满街嚷嚷。他得上房捐铺捐营业捐赈灾捐自治捐,人家不开铺面。以前,他闭着眼也没错,自要卖就能赚,而确是能卖。现在,他把眼瞪圆了,自己摸着算盘子儿,没用。他只能和些老掌柜们坐在一块儿叹息。他们都不服老,他们用尽心思往前赶,修理门面,安大玻璃窗,卖东西管送去,铺中预备烟卷,新年大减价,满街贴广告,没用。赚钱的就是洋人的买卖,眼看着东洋人的一间小屋变成了大楼,哈德门烟连乡下也整箱的去。他唯一的安慰是看看新铺子开了倒,倒了又开;他的到底是老字号。可是假若老这么赔下去,他也得倒!作了一辈子的买卖,白了胡子而倒了事业,他连想也不敢再想了。而天赐偏不爱学买卖!他怎能不叨唠呢?
天赐听说这个赔钱的消息,忙去告诉老师,老师很高兴。“这与咱们有什么关系?不但没关系,而且应当庆祝商业精神的死亡。咱们打点酒庆贺这个?”
“可别叫爸知道了!”天赐小心一些。
“其实他应当欣赏此举。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三个铺子都倒了,岂不完全省了心,作了自由的灵魂!”赵先生说的确是有味,可是天赐到底有点不放心:“假如爸的买卖都倒了,我怎办呢?”
“那有什么难办?一对儿流浪诗人,完了。天下到底是穷人多,我们怕什么呢?”
这个又打动了天赐的幻想:赵老师,蜜蜂,虎爷和虎太太,他自己,都在四处漂流。都光着脚,在树荫下,叫蜜蜂捞点鱼,大家吃吃,倒也自在。这种生活必定比处处有拘束,有规矩强。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的一小篇小文,由赵先生给寄到天津一家报馆去,居然在文艺栏里登出来。报馆给他寄来三份。看见自己的名子印在纸上,他哆嗦起来。自幼儿除了虎爷敬重他,到处他受人欺侮,私孩子,拐子腿,被学校开除。现在他的名子登在报纸上!他觉得爸的财产算不了什么,最有价值的是名,不是利。报纸上有自己的名子,大概普天下都知道了。继而一想,也许不能,在十六里铺就没看见有报纸,老黑铺中的报纸只为包裹铜子。云城的人家里,据他所知道的,就很少有书有报的。云城那两份小日报,除了一些零七八碎的新闻,和些大减价的广告,只有剑侠小说还有点人看。赵老师管这些小说叫作“黄天霸文艺”连报馆都该烧了。可是他自己这种“非黄天霸文艺”有什么用呢,谁看呢?天赐怀疑了:假若没人读,写它干什么呢?还是钱有用,至少比文字有用。这他可不敢和赵老师说。
到了八月节结账,三个买卖全不赚,只将够嚼谷。这比赔了还难过。一个商人的心里只有两面,赚或赔,如同日之与夜。不赚不赔算怎回事呢?说着都丢人。会作买卖的才敢赔。牛老者的气色很难看,他的圆脸瘦了一圈,背弯了许多。可是他还挣扎。夜里睡的工夫越小,他越爱思索。他很想照着从前那样马虎,可是作不到。从前瞎碰出来的成功,想起来使他舒服些,自己一笑;及至拿从前的年月和现在一比,他茫然了。他觉着心中堵得慌。一到天亮他就再也睡不着,起来在院中走溜儿,他咳嗽。
天赐的心软了些。他得帮助爸,爸需要同情。他不能一天到晚作诗人。作诗人不过是近来的事,妈妈管了他十多年,妈妈不是一切都有办法么?
他和爸说了,他决定帮助爸。爸笑了。可是他能帮助什么呢?细一想,他什么也不懂,十六七年的工夫白活。手艺没有,力气没有,知识没有。他是个竹筒儿!该感激的还只有赵老师,只有赵老师教给他一些文字,其余的人没教给过他任何的东西。大概他只能等着作官或作诗人了!他没有办法,承认了自己的没用。
算了吧,先睡个觉去!他把头蒙上,睡了个顶香甜的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