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粗的解决了百姓的吃饭问题后,刘常满将自己的眼光,又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人才制度问题。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上位者,都对人才制度关心备至。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皇帝也吧,郡守也罢,都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来管理整个国家,整个地区,他们必须依靠各种各样的人才,来协助自己。
可是,并没有人的脸上写着“人才”两个字,自古以来,发现、作养、使用人才,都是每个统治者最为重要的课题,一言兴国,一念丧邦,也无不与人才息息相关。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皇帝之前,哪怕是一直做着太子,但人才却多半是自己阿爹给提供的,刘常满当时没有感觉到,实际上,心里却一直按照刘邦给予的指点,在使用人才。
可如今刘邦死了,吕后在这方面没什么能耐,这世上,再也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指点自己之后,刘常满这才真正发现了一个完善的人才制度的重要性。
开国的时候,刘邦手里的老兄弟们,多数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在战争中出生入死,所以很容易的就知根断底了。
但刘常满知道,从自己开始,一直到大汉国亡国,所有的皇帝们,都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缘,去拥有这么一帮老哥们儿了。
注定了,以后的皇帝们,都肯定会在深宫里长大;注定了,以后的皇帝们,从小接触的人都是有求于己的“臣下”,再也不可能有平等相处,推心置腹的日子了。
因此,制定一个合理的人才制度,不但对于儿孙,就是对于刘常满自己,也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在选定丞相、推广新粮等种种事务上,就已经完整的显示出了它的必要性。因此在新粮自然推广的过程中,刘常满就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建立大汉朝的人才制度了。
建立一个完善的人才制度,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发现和选拔人才,这是人才制度的基础。
在秦汉以前,发现和选拔人才,最主要的方式有两种:恩荫和荐举。
秦汉以前,做官那是贵族和士人才能享有的资格,因贵族豪门都是世袭的,所以恩荫就成了做官的首要途径。
翻一翻秦汉以前的历史就会知道,位高权重的官职,多半都是由本国的亲贵担任,除了需要改革等特殊时间里,别的时候,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职位,根本不会给宗室以外的人员担任。
但宗室亲贵之中,不可能每代都有杰出的人才,而且这样也阻断了士人们前进的途径,于是便出现了第二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荐举。
荐举这个方式,自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开始使用,甚至一度还成为主流。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多时候,百姓推举的人才,那都是真正的人才。
不过从夏朝建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后,这荐举的地位,可就慢慢的衰落了下去。而随着皇权王权的一步步加强,统治者离百姓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荐举也就逐渐成了高官权贵们的特权——你一平头百姓,连皇帝的面儿都见不到,怎么可能去荐举呢?
然而人才的选拔,本来就是一个很难找出统一标准的事情,因此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恩荫和荐举,仍然占据了主流。毕竟对于皇帝来说,自己熟悉的这些官员家中的子弟,还有熟悉的官员们推荐的人才,总要比一个一无所知的陌生人,来得可靠一点是不?
秦汉以前是如此,刘邦上台之后,他也没有能力改革此事,但刘常满不同。
刘常满虽然对历史不熟,也知道历史上的汉朝,最后是亡在军阀手中的,三国演义中早就说过。而这些军阀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世代恩荫、互相举荐而导致的盘根错节的豪门大族,最后完全控制了地方事务,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集团。
在古代,选拔人才,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制度,那就是科举。
历史上,科举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整个唐朝在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所占的比例都极小。以唐朝为例,每三年一次科举,一次科举选拔的,也只有十几个,最多几十个人罢了,在大唐朝需要的人才比例中,只占了极小的份额。
但从宋朝开始,科举在选拔官吏中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完全占据了优势,著名的官吏几乎都从科举中产生。
不但如此,刘常满还知道,科举制度,乃是皇帝拉拢读书人,进而拉拢天下精英阶层的重要手法,哪怕一科只取一名,也会给寒门士子们一个希望,使他们不容易心生异心。用现代的话说,既拉拢了人心,又稳定了社会,促进了和谐,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汉十六年秋,大皇帝下诏国中曰:“朕既处深宫,无由得见天下高士;而国土辽远,耆德士俊欲至长安见朕,亦难矣。今诏告天下,若有以厚德高行,耆英长者,孝义廉明,明经通算闻于郡国者,其郡守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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