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汉国皇后萧昕来说,汉十五年是个有喜有悲的年份。喜的是终于熬成正果,嫁入皇家,成了天下之母,悲的是汉十五年八月,她的父亲,大汉国丞相萧何因年纪老迈,因病逝世了。
贵为皇后,萧昕自然没法回家替父亲守孝,只能在出殡那天,和皇帝一起,回到相府替父亲送丧,平日在宫里时,也穿上素衣,以示哀思罢了。
不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皇后哀思尚未消失,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摆在了大汉国君臣的面前:该再挑谁来做丞相呢?
丞相乃是三公之首,职官之最,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也。
和后世的朝代贬抑相权不同,在汉朝能够做到丞相,那是真正的“位极人臣”。基本上在汉朝,全国的事务除了特别重大的皇帝过问一下,其余的都归丞相处置,皇帝和丞相之间,更象今天的董事长和CEO之间的关系。
当然,对于极有知人之明,又有自知之明的高皇帝刘邦来说,采用这个方案是绝对正确的。他以一个泥腿子身份,做到了大汉国的皇帝,却依然对处理那些庶务没什么兴趣。
于是,他采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法子,那就是找一个善于处理这些事务的人物,比如说萧何,将政务一股脑的推给了他,并给他极大的权利,颇有后世的大家族企业花高价雇用CEO管理企业的意思。
对于老爹的做法,刘常满是举双手赞成。就算是自己处在那个境地,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可以实行,刘邦天赋聪明,善于用人,正是他能开国当皇帝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过现在自己的情况不同了。
实际上,从汉十一年冬,刘邦萧何双双老去,大汉国的国政,大半就是由刘常满来处理的,而经过四年多的改良,大汉国百姓对于自己这位年轻的皇帝,那是心悦诚服,敬佩得不得了。
其实刘常满觉得自己也没做什么,只不过想着天下初定,刘邦萧何制订的“休养生息”政策固然不错,但未免有些太不积极了。因此在萧何制度的基础上,刘常满又增加了一条:扶贫助民。
国家初定的时候,适当的德政,确实能很好的赢得天下人心。刘常满即位之初,当即宣布,天下税赋,从汉十三年起,一律降为十五税一!
就算是学者们嘴里的“三代”,也就是夏商周三朝,号称“圣人之治”的三代盛世,通行的税率,也都是“井田制”,也即十税一制,而大皇帝一上台,就把税率减了一半!而且,是全天下一齐减掉的!
要知道,就算是“三代盛世”,天子的命令,也不可能真正的在全天下执行。其实,三代时候,按照分封制的特点,天子的命令,不过在都城附近执行得还好,五百里外,恐怕就没人理会了。
但大汉国不同。大皇帝上台后,首先发布高皇帝遗诏,封自己的几个兄弟为王。但接着,又发布了一封皇太后的旨意,说是诸王年幼,封国路遥,恐路上失于调养,因此,除已经就国的代王、赵王、齐王外,其余四个年幼的小王,都留在都城,待傅籍后再令归国。梁、淮南诸国,由汉廷派国相、内史前往治理。
这样一来,四个诸候国的政权,就完全的收归了中央。毕竟高皇帝驾崩时,梁王、淮南王、燕王等人,最大的才五岁,最小的才一岁,要等十七岁成年,还得十几年呢!
其余的诸候国,齐王刘肥一向唯大皇帝之命是从,代王刘恒、赵王如意年幼,吕后又不肯遣代王太后、赵王太后归国,因此国政也完全由汉廷把持。
除了大皇帝的七个兄弟都被封王,充当藩国之外,尚有刘盈的四叔刘交、堂叔刘贾分别作着楚王、荆王。
除此之外,高皇帝封的异姓诸候王,则只有长沙王吴臣,而吴氏父子素来极为恭谨,对于汉廷的规定,连丝毫都不敢僭越。
汉廷规定,诸候王不得从汉国买马,更不得与其他诸候交通,买卖军马、军械等物资。长沙国本不产马,又因为这个原因,不能随便买马,以至于吴臣有一次前往长安朝见时,竟然只坐了一辆两匹马拉的普通马车!
还是吕太后看他寒伧,问起他来,才知道他是路上马死,进入关中后,因为遵守汉廷规定,不敢私自在关中买马所致。
于是吕后当即赐他良马十匹,高车一驾,以褒奖他的耿耿忠心。买马不过区区小事,长沙王父子尚且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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