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八年正月初六,洪承畴正准备紧急出关,期望于河南灭贼部。
高迎祥,张献忠部众攻陷荥阳,屠泛水,又数天之内南下取固始,初九日庚申,攻取凤阳霍邱。霍丘城破时,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若、大豪绅田既庭等,力战而死。
正月十一,扫地王张一川攻打颍州城,知州尹梦鳌率壮勇登城守御。正月十二,张部挖掘城墙脚,城墙倾陷数丈溃口,百姓见势不支,纷纷四处奔避。
尹梦鳌跪地哀求壮勇固守。见贼寇势大,壮勇无人听从,溃散而去。
尹梦鳌独持大刀带家人挡在城墙倾塌缺口处,张部缘城而上,尹梦鳌力战,挥刀杀十七人。等到张部大队人马拥上前来,家人除死者外,余都逃走。
尹梦鳌四顾,除弟侄外竟无一人共事者,即投乌龙潭淹死。其弟、侄七人随之自杀。尹梦鳌,云南人,以举人身份知颍州,尚算是勤政爱民。
赵士宽,字汝良,号菉裴,山东莱州府掖县人,以官声为颍州通判。当时本来在寿州,听闻张部进犯颖州,一天一夜夜飞骑二百多里,回归颍州城守城。
他和家人部下刚进城,张部就四围合击。赵士宽欲鼓励城里人防守,但是城里许多士绅率先逃离,赵苦劝无法,城内分扰,竟然无人守城。张部轻易攻进城里。
赵士宽巷战多时,本就不多的部下死伤殆尽,最后也投黑龙潭水死。赵妻崔氏,与三女登楼自焚。州役从死者十余人。后来明朝廷赠光禄寺寺丞。
颍州城中,还住着一位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天启年间,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曾全力支持巡抚王化贞进攻后金而不服从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导致辽东全线败退,张鹤鸣因此丢官返乡。
张鹤鸣见城破,逃到别的房子里。他的长子张大同就在此人人奔逃的危机时刻,为救父亲家人,故意居住本宅,在门口题大字“张大相公书房在此”。
张一川部下抓住他,强迫他下跪,他宁死不屈。又追问父何在,大同说:“要杀便杀,我不可能说出父亲躲藏处让你们抓的。”
张鹤鸣家下人投降者引领扫地王部去张鹤鸣躲藏的民舍,绑缚张鹤鸣来自己家,拷打索取藏金。张鹤鸣回答:“没有。”
张大同争着说:“家里财产都是我掌管,和父亲没有关系。”扫地王部下流贼不听,大搜其室,见皆古玉及陶器。
这些人不知道古董价值,生气下将张鹤鸣从头顶用大斧劈开。
见父亲惨死,张大同奋臂大骂,一贼要杀他。旁边一贼劝说:“已经杀了他父亲,暂且留下他命,但是必须献金赎命。”
张大同骂道:“父死义不独生!”骂愈烈。贼人愤怒去其须,又用刀斫开他半边脸面,骂仍不绝声。贼部于是肢解了他。(注1)
张一川轻易地攻占颍州城,尽取子女玉帛。
颍州张鹤鸣估计是农民军在崇祯八年以前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彼时农民军军纪极其糟糕,城破之后,遇难的官绅士庶多达一百五十多人,妇女殉节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即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凤阳,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
取得天下后,明朝廷曾在这里大兴土木,先后为朱的父母修建皇陵,扩建了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按南京的规格修建凤阳城,定其为中都。故此,凤阳对明朝庭有特定的意义。
凤阳府更是南京的北方门户,如凤阳一失,则南京门户洞开,必受兵锋威胁。如南京出问题,那东南赋税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难保住,大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因此,凤阳一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应该出任何差错。
明朝廷在凤阳设有留守司,另有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六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这些军队很久不打仗,各级武职只顾贪污军饷,谁会去训练士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崇祯六年(1633)冬,农民军突破黄河,南渡河南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曾经上书朝廷,要求派兵防守凤阳皇陵。
崇祯七年(1634),张凤翼(当时是兵部尚书)也上书,希望朝廷命凤阳抚按加强防守。崇祯曾召谕兵户两部,诏令淮安巡抚朱大典、杨御蕃扼守南畿和凤阳祖陵。但总体来说,凤阳的防守非常薄弱,尤其是负责防护的巡抚杨一鹏、太监杨泽都不知军事。许多官员甚至认为,朝廷大军四围,流寇怎会杀向凤阳一线。
不幸的是,农民军恰恰选中了朝廷防守比较薄弱的凤阳地区作为主攻方向。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分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分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作为龙兴之地的凤阳,无疑有特殊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给予殊遇,在赋役方面给了不少豁免。但是到明末,豁免已不复见。相反,凤阳作为中都,百姓承担的差役、匠作多如牛毛,年景几乎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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