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于忘怀的故乡

到了大连旅顺口，被改编为海军参加了接受苏联海军的撤防的任务。这张照片是父亲那个时候照得，当时大概是二十来岁，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自从我记事起，父亲的这张照片就挂在屋内墙壁上最显眼的位置，所以他那英俊潇洒的神态，炯炯有神的目光，早已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父亲退伍回来和我母亲结婚后，先是在农村和母亲一起劳动支撑全家的生活；后来，由于他爱动脑筋肯钻研，在推广新能源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被破格调到了地区科委工作，挣起了工资。父亲一生大概很喜欢照相，出去工作后他的各种照片渐渐多了起来，放置照片的镜匾挂满了半块墙壁。然而，在我的眼里父亲所有的照片都比不上这张被放大了的军人照。

    爷爷那辈的老房子在一九六三年下大雨时倒塌了，现在留下的房子是父亲和母亲一九六四年一起盖起来的。所以，父亲的这张旧照片在这所房子里也应该挂了四十三年了。因为我喜欢父亲的这张照片，有几次回老家想取下来带到省城，可是父亲不同意。他说，如今全家都到城市去住了，就让我这张照片替咱们在这里守着老家的门户吧！

    我自然知道父亲说这话的含义，之后再也没提过此事。一九六三年由于苏联逼债，加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内忧外患，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可想而知了。据说那两年人们吃不到粮食树叶都被吃光了，村子里许多老人饿死了，爷爷也是那年得病死的。可就在这样的年代里，父亲和母亲咬紧牙关硬是在倒塌后的废墟上把新房盖了起来。如今四十三年前的新房早已成为了现在的破房旧屋，不到三十岁的父亲也已成为七十二岁老人。我明白在这所房屋内，有过父亲的心血和泪水，有过父亲的悲愤与愁肠，有过父亲的喜怒与欢乐。因此，这几间旧房子的一砖一瓦承载着父亲多半一生的爱恨情愁，他怎么能忍心仍下它没人照看呢！

    去年，父亲生怕老房年久失修房顶漏雨，让人买了些水泥把整个房顶进行了一次维修。如今，父亲的这张旧照片依旧挂在老家屋内正中的墙壁上。父亲老了，他那张照片的色彩也越来越陈旧，然而照片上精神抖擞、神态潇洒的父亲，依然常常在我梦里影现。

    （四）

    老家的村东面有一条河，叫滹沱河。滹沱河的河滩很宽，足有七八公里，但生活在两岸的许多人却没见过波涛汹涌的河水。一九九六年八月连续五天下大雨，上游水库泄洪放水，河水面一下子涨到了一百多米宽，竟引来沿河两岸许多村子的人看滹沱河水滚滚流动的神态。

    滹沱河是发源于太行山的一条季河，冬天河水流量很小；假如夏天雨季碰上连续几天大雨，西面太行山上的洪水就会夹杂着泥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腾而下。每次洪水过去后，淤积下来的泥土沙石常常会把原来河道塞满，再次下雨时河道就会改道，因此主河道长期这样滚来滚去，年代久了渐渐形成了一个有七八公里宽的河滩。过去宽阔的河滩上有许多村庄，在鹿泉市有个叫小壁村的旧址上还有座规模宏大的河神庙。每年逢农历四月二十八是这里的庙会，坐落在河滩上的河神庙就会热闹起来。庙会期间十里八乡的人都汇集到这里，男人祈祷、女人烧香，祈求此处河神镇住河妖水怪、去除河水泛滥、保佑家园平安。所以，过去的滹沱河是一条害河。五十年代为了治理这条河，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在河的上游修了两座大水库，从此滹沱河失去了以往让人担惊受怕、桀骜不驯的野性。六七十年代，宽阔的河滩被当地村民和部队战士开垦成了大片大片的稻田。那时的滹沱河滩，夏天稻田碧绿、螺蚌肥泥、水洼连片、芦苇扶摇、蛙声四起、那景色俨然就是华北地区的一片江南水乡。

    那时候我七八岁，河滩是我们一群小伙伴们的天然游乐场。我们在稻田里抓泥鳅，稻田淤泥里踩蚌螺，用自制的叉子逮青蛙，每次在河滩玩耍回来个个都变成了泥猴。在河滩里玩耍别的都不怕，最怕的是水中的蚂蝗。这东西三四厘米长，扁扁的满身褶皱，一不留心就会爬小腿肚子上啃破肉皮吸人的血。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是不能够用手向外拽的，而是得用手掌使劲拍打被咬的部位，几下拍打之后蚂蝗就会从腿上脱落下来。蚂蝗咬人吸血的时候身体是没有感觉的，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蚂蝗能分泌一种类似麻药的毒素，所以吸血时人不会有疼痛感。

    八十年代参加工作后回家的次数少了，更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心情到河滩里寻找儿时的情趣。直到前年与朋友周末开车去滹沱河滩钓鱼，才发现那片古老的河滩早已没有了绿葱葱的稻田，没有了连片的水洼，没有了风中沙沙摇晃的芦苇；看不见了水沟纵横的田埂，听不到了此起彼伏的蛙鸣，古老的河滩变成了一片荒原。原来，自从上游水库拦水后河滩的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先前的水洼沼泽渐渐变成了沙土薄田，绿绿的稻田已当然无存了。望着宽阔的河滩，我不由感慨时光的飞渡，感慨故土的变迁，然而那片记忆中绿油油的河滩时常让我在梦中陶醉。

    （五）

    故乡除了山水人情，在老家过年也是难于忘怀的事。老家过年，从腊月初八就算开始了，主要做过年各种生活物质、家庭环境、个人形象的准备。比如，杀猪、宰羊、做豆腐、蒸年糕、炸麻花、蒸馒头、漏粉条等；同时，规整院落、清扫房屋、挂灯笼、贴窗花、贴春联营造过年的环境和气氛；另外，买布裁缝新衣、男人剃头刮须，女人割脸梳头，女孩擦粉戴花，修饰自我都是过年的准备主要内容。所以，在农村过年之所以感到比城市过年有滋味，主要是过年的过程有滋有味。

    这期间，应该说家庭主妇们是最为忙碌的人。记着母亲每到过年时，都会一直忙累到除夕深夜，等最后把我们每个人初一穿的新衣服叠好放在枕边，把给我们做的新鞋钉好鞋眼、穿好鞋带，她才可以和衣躺下闭会儿眼。其实母亲是睡不着的，朦胧中会很惊心地听着新年的爆竹声，到那时她会早早起来为全家煮新年的第一锅饺子。而等到大年初一母亲带着我们给街坊邻居的长辈们拜完年后，她才会一个人悄悄地躺在她自己烧热的炕头上，安安稳稳的睡上一个好觉。那时候因为物质匮乏，本来喜庆的过年往往给大人带来很多忧愁。然而，父母认为过年如同是一次全家生活命运的转折，虽然一年经历了许多困苦，但更多的是对新一年的期望。所以，父母过年时不会把生活的愁容写在脸上，总是挖空心思的把年过的好一些，为的是全家在新的一年里图个吉利。

    大年初一是过年的高潮，所有的大人小孩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早上吃完饺子给本家的长辈们拜年是这天的主要内容，之后便三五成群或聊天喝茶，或玩牌娱乐。从初二开始到初四是走亲戚拜年的时间，或是女儿、女婿一块回媳妇的娘家，给丈人、丈母娘拜年，或是外甥、侄子到舅舅、姨姨、姑姑家拜年。这三天是家家待客，户户串亲，高朋满座，宴席不断。正月初五这天是过年中最无聊的一天。初五，我们那里也叫“破五”什么含义，至今也没弄明白；但在我们老家，初五这天是严禁串门和走亲访友的。因为初五这天叫“破穷”日，谁家也怕别人把“穷气”带到自己家里来，所以初五这天串门做客是不受主人欢迎的。这天唯一能激起兴奋的是家家放鞭、放炮，特别是吃过晚饭，家家鞭炮齐鸣，夜空的爆竹震耳欲聋、火星四溅，霎时好看，这叫“崩穷”其含义大概是要用鞭炮把自家“穷气”崩到九天云外去。

    初五这天之后，过年的气氛又会热闹了起来。没有走完的亲戚继续走；没事的人可以相聚在一起喝酒。唱戏的事情会有人开始张罗了，今年唱什么戏？是京剧、河北梆子，还是河南坠子，听到锣鼓点一响，不用问，准是戏班子来了。转眼间便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过年的又一次高潮。在农村，元宵节除了家家户户蒸年糕、吃元宵外，突出的特点是各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一场接着一场。舞龙的，耍狮子的，踩高跷的，耍社火的，扭秧歌的，一队队一列列，穿着各色的戏服，勾画着不同人物的脸谱，踩着铿锵而有节奏的锣声鼓点走街串巷，引来了大人、小孩、媳妇、姑娘们踮脚攀肩沿街观看。那场面和情景，至今想起来仍很热闹。

    过年的结尾是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这天，男人蓄了一个月的长发和胡须可以痛痛快快的来一次修整。因为男人在正月里是不准理发刮脸的，说是正月里剃头刮脸“妨娘舅”所以二月二之后的那几天理发店的生意最为红火。过完这一天，年就算是真正的过完了。而此时正是农历惊蛰前后，华北一带的春天就要到了，农民们一年的劳作又要开始了。而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新年，只能等到明年再过了。

    （六）

    说起过年，我还常想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分红的事。那时农村实行以生产队统一核算的管理体制，社员每天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的农活，男子壮劳力干一天农活记十分工；女人干一天农活记九分工。年底由队里核算确定每十分工的工值，计算出每户收入，扣除队上分给的粮食、油料、棉花等物品价值，余下的是全家一年所得，在我们那里把这种分配叫“分红”

    “分红”的日子常常定在腊月二十三灶火爷上天后的晚上。这天中午，队里首先要组织每家每户的大人小孩集体吃忆苦饭。所谓吃忆苦饭就是三块大石头架起一口大锅，熬上半锅没有一点油花的菜汤，蒸上几笼粗糠饼子，拌着喇叭里“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悲愤愁肠、如泣如诉的歌声，每人舀上半碗菜汤、领上一两个酥的掉渣的饼子，就算是吃过忆苦饭了。此举是提醒人们在过年的时候，不要忘记解放前那苦难生活。那时候父亲爱张罗事，母亲又为人热情厚道，所以每年生产队分红大都在我家里进行。吃过晚饭，母亲会早早地把炕边的炉火烧旺，不一会屋里就暖烘烘的。我爬在炕沿，看着不时到来的每家每户主事的人，听着他们之间的各种议论和生产队会计噼哩叭啦的算盘声，感觉我们家是最热闹欢乐的一家。

    分红时，我发现一般早来的大都是家里孩子大、劳力壮、全家挣工分多能分上钱的户。会计核对完账目后，他们脸上会露出一年收获的自豪和轻松，手里掂着所分到的钱主动和在场的人搭讪。有的还说上几句寒暄的暖心话：“哎，老哥！你家孩子多过年用着钱可说话啊”然后带着一年的满足回去了。而来得晚的往往是家里挣工分少的人家，他们所谓来分红，实际上是来和队上对帐，看一看今年欠队里多少债。这些人来了虽然心里忧愁，脸上也不愿意表露出来。毕竟是过年吗，大家见面都自觉地图个高兴和吉利，谁也不愿意说不高兴的话，于是坐上一小会也就早早地回家了。

    每次最后来的是我远房二大伯。他们家里有两个岁数大的老人需要照顾，二婶子常年半病十痨又不能下地干活，加上四个上学的孩子，全家仅靠二大伯一个人挣工分，所以每年“分红”二大伯都得分一屁股债。二大伯是个十分要强得人，他来的最晚是不愿意让乡亲们看他为难，但他是一定要来和队里对帐打欠账条的。一般情况下，二大伯一到意味着全队“分红”就要结束了。这时父亲总是让母亲炒上个醋熘白菜、煎一盘鸡蛋、切上一盘猪头肉，盛上一盘煮黄豆，拿出两瓶地瓜烧酒，邀上二大伯和队上几个管事的干部喝上半宿。至于他们喝酒说些什么、何时散的？我早已进入了期盼过年吃饺子、穿新衣的梦香。

    七十年代末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二大伯家的孩子也渐渐大了，日子好过了许多。七九年我考上大学，临走前二大伯硬是给了我六十元钱，硬说是还我父亲的钱。之后，母亲告诉我说：“他们家前些年生活极其困难，每年队里分红、喝完酒，你父亲都会给他二十块钱，好让他们年过的好些。”二十多年过去了，回老家的次数也渐渐少了，听母亲说二大伯去年就去世了。可每到腊月二十三，总会想起那个包含着期盼、快乐、忧愁、无奈各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分红”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