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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文很快广发天下,檄文到底起了多少作用大家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作用是明确的,那就是为英法联军的侵略行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老百姓则没有什么被激励的地方,他们仍然会遭受战火的荼毒。
吴士礼中校惊奇的发现,在得知檄文的内容之后,天津城的市民们没有欢欣鼓舞,没有迸发极高的热情参与到这场捍卫皇室的战争中来,相反他们更加的悲观和怯弱。从一位长者那里吴士礼听到了这样的话,“恭王爷是奸王?他似乎没犯什么错,倒是你们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团糟……”吴士礼很欣赏这位长者的坦率,过了几天之后,他再去探望这位长者的时候,没见到人,听说他在街上被几名喝醉酒的印度锡克兵开枪打死了……
于是,吴士礼中校得出这个国家的百姓对于皇威和皇权淡漠的结论,他们对于皇权只存在畏惧之心,而没有半点敬仰之情,要他们为争夺皇位、皇权献身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但不论如何还是鼓舞了一批人,那就是绵愉以下所有站出来反对西太后的军将士兵们,他们有了效忠的对象和目标,也有了合法的大义名分,可以将战争延续下去了。
联军在天津城内休整了数日,随后传来的情报显示,溃败的清军在通州重整旗鼓,僧格林沁在一座通往京城的桥上竖起大旗拉住溃兵,最后他集结起了一支三万多人的部队。于是这位蒙古王爷还是阴魂不散的挡在联军前往京城的道路上。是如此的不离不弃。
虽然两万多英法联军加上四万余绵愉、荣禄的清国盟军,联军在兵力上第一次处于优势,但大家都承认。挺进北京,风险四伏。在塘沽地区的磨难,让联军上下都认为,这次进军有可能再一次被拖长,途中困难而危险。
这天,坏消息又传来,据海军的侦察情报。因水不够深,在天津白河上游,联军的船只无法航行。而天津原本足够多的内河船只被僧格林沁拿去填河,联军在这一地区没能找到适合内河航行的船只,因此想靠河道运输军需物资的打算落空。
而法军运输工具不足,他们缺少马匹、骡子、牛车等等。吴士礼怀疑骡马、牛等东西在塘沽时都被法军充作军粮吃掉了。所以联军军需运输供应问题严重。
这仅是一系列困难的开始,是一场真正大战的开始。对于统领这支联合远征军的两司令来说,真正严峻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坚决地冲向一个全然陌生之境。联军将进入什么样的地方?部队及行装和炮兵是否会被意外的困难和障碍所阻?海军因水深不足无法溯河而上,那么联军安营扎寨和物资供应将有何来源?而部队给养可能出现的困难及所带来的危险,比要战斗更为可怕。
好在他们的清国盟军给了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经过惠亲王绵愉和荣禄的筹划,清队派出一万骑兵和步兵充当前锋。格兰特和蒙托邦相信他们的盟军熟悉本地情况,能做得比联军要好。而英法联军尾随其后。他们打算稳扎稳打,建立稳固的后勤保障线,用6至7天的时间,一段一段地逐步向北推进,直抵通州,那里是清朝都城北京最后的门户,距北京不远。
攻占天津之后的第十天,清国盟军前导部队在前,联军分3个纵队,相隔一天出发。第一纵队在4月15日起程,包括英军800步兵和600骑兵以及2个阿姆斯特朗炮队,额尔金骑马跟随。法军纵队随后出发,秩序井然。由冉曼将军部下3000人马和2个炮兵连组成。
法军和法国使团出发的情景非常壮观,法国使团随军出征,占有显要地位。两个北非骑兵开路在先,紧跟而来的是葛罗男爵的轿子,由身强体壮的南洋苦力抬在肩上。接着是蒙托邦将军及参谋部成员。走在后面的大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中国土地上,为越过先躯者们止步的界限而倍感自豪。
据说,葛罗本想留在天津,等候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样“对于使臣来讲,比去冒征战风险更为适宜,更合身份,更方便些”。可是激奋不已的英使额尔金不听他的意见,不愿离开英军主帅一步!葛罗于是不得不也随军而行。
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一场如此特殊的外交之战,无论它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严酷,我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在天津与我们的清国盟友达成一致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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