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真正的"圣人之真",甚至可能不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论语,当然更可能不是中庸、大学了。可是谁能想到,光在大学中的一个抽象名词——"格物",就聚讼纷纷,有七十多种说法。请看"圣人之真","真"在哪儿?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苟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非孔系统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
在二重人格之下,便出现了一种"非孔系统"。"非"并不是反对;(哪里敢?)而是假戏唱多了,太闷了,只好另谋出路,求点发泄和补偿。所以,古代朱子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现代朱子也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某省主席的女儿,先好后娶。更好玩的例子是清朝的袁子才,他白天顶着孔孟的帽子写文章,晚上却著他的鬼书子不语。子不语者,圣人孔子所不语之事也!
这样说来,"非孔系统"里的人,可说大部分又全是"泛孔系统"里的人(甚至包括孔子本人在内)。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
(略——编者)
在这些旧时代的渣滓的壅塞下、在这些旧时代的逆流的威胁下,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一定要彻底认清什么是我们中国思想的趋势和取向,什么是我们所要揭晓的答案。
有些以新儒家自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觉得这个答案是"泛孔思想"的复兴,他们认为"泛孔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和传统,这种因子和传统,可以配上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一齐做为反共和建国的工具。我认为这种梦想是不能实现的。(略——编者)在新时代中,一切中国旧时代的产品,不论是上面所说的那一系统,都不能配合现代的齿轮而发生作用,即使它们有的还很"完好",可是却统统装不上现代的机器。它们只好送进了博物院。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operationalmeaning)、没有认知的思想(cognitivethinking)、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禁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新年来了!"一年之计"的日子也来了!朋友们.你选择的时候到了![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台北自立晚报一九六四年的元旦特刊。是自立晚报的社长叶明勋先生拉我写的。(自立晚报"新岁献言"略一一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