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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黄金十年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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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乱、强寇压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等。(参阅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党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historyofchina,p.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日记所记蒋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党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九)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用不尽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掣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群众运动,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eastman,thea波rtive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党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日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露“蒋帮”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愤下聚会:

    全市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一),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johnsontos.k.hornbeck,junel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权利,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一九三三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一九三五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氏撰“thekuomintangandeconomic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ofasianstudies,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industrialdevelopmentinpre-comamunist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bauer)于一九二七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赢得蒋介石的宠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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