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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中1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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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我们顶下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

    1.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为琳(王争)各购草帽一枚(顶),小八见异思得,啼要不得,亦为购得一顶,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饮泣,节(端节)后有余款,当再为购一顶,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

    另在账本中,留有爸爸这样的记录:

    5月7日

    卖出一五七两(黄金),船票四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万。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五两顶房(顶出房子)、杂项一两。

    1.留给六弟一两。

    2。船票二两半。

    3.在台顶房(顶入房子)四两。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两,计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杂粮十斤

    4.木炭五十斤

    共计台币三百五十万元(旧台币)合金二钱。此后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万元,一月照一钱五分黄金计算,连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钱三分为原则,能维持多久算多久,要能于短期内找到小事,则更出乎预想,能宽裕与延长几许矣!

    可见来台当时一家九口,处境的艰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湾,他还要“屯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这种无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时辉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屯积”数字是:

    1.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4.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

    6.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个月之用

    10.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

    馇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足一年之用

    食油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时期,在台湾的“屯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再看他日记片段:

    6月1日1.实行八小时读书计划。

    2。实行八万元(旧台币)日用计划。

    6月2日

    2.去成功路卖金零八三两,共得款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元。

    3。买草帽一顶(原注:小六的)。

    6月3日

    3.购木柴一百四十斤,价十万,台湾物价亦在涨中。

    6月4日

    1.冒雨买菜,本日起未超出预算。

    2.购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领。

    6月5日

    1.领配米十斤,购炭百斤。

    6月15日

    1.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

    2.翁镇有信来。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镇,求一中学教员糊口。

    2.去市府交户口捐,经多方查访,知为无职业而贫寒,允以最少数征收,半年征二万六千元。

    3。去松涵处小坐,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周年,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为姥姥周年,购少许祭物,用款近三十万。

    3.台湾新币制(新台币)开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历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国文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盯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四十五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五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石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五十一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锋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走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并妈妈又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口住进,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面在屋里,比较像样一点(原来那一半改由音乐老师郑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快速地成长。辛勤地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矗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个本省人比较多的学校,我初二时候,全班只有四个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湾同学就推我去干。一次全校烹饪比赛,同学推派我和三位台湾同学陈正澄、赵天仪、张育宏四人参加(也许不是他们三位,记不太清楚了),我声明我根本不会炒菜,可是同学不由分说,硬拉鸭子上架。好像那天烧的是一盘鸭子,好像由我主厨,不料烧出来,整盘菜都像锅巴一样乌漆妈黑的,如果另烧,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送到台前给评判老师。看着那样一盘黑菜,不论大陆人台湾人,谁都没有勇气端上去,于是协商之下,四个人,每人捏住盘子一角,一齐送上,害得评判老师们哄堂大笑。当然他们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我升初三上甲后,中文老师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出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三十六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奥斯投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四十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十六岁。

    1953年我十八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在困学求变的过程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读物。

    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结识的原因,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外号“日本和尚”因为他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故有这一称呼。徐武军在台中一中,有点特权似的,原因是他忽来忽去、去了又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徐复观,先举家来台,后感台湾情况危险,又全家迁到香港。韩战发生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不危险了,又全家迁回台湾。徐武军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我去过多次,可是从来没见过徐复观(虽然十年后,我跟他大打笔仗并且大打官司),客厅里书甚多,墙上有毛笔字赫然曰:“架上书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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