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会观察者眼中的《快乐男生》

    近来，在文化部的行政权力推动之下“反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成了比较热门的媒体话题。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俗人，我一向认为自己有选择“俗”——甚至粗俗、低俗——的权力，虽然我并不反感高雅、高尚或崇高，但若有人将自己定义的所谓“高雅、高尚或崇高”强加于我，或要求我时时刻刻都“高雅、高尚或崇高”则对我来说无异于人间地狱。

    其实，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沉浸于所谓的“精英文化”我的兴趣和爱好几乎无一不是“小众化”的，不可能在大众中传布开来——不管以什么苛刻的标准来看，虽说不上“高尚或崇高”但却绝对“高雅”尽管这样，我仍然觉得自己未能免俗——凡所谓的俗人需要的一切，我无一不需要。我同样需要吃喝拉撒，需要做ài和色情，需要轻松的娱乐。和朋友在一起时，同样免不了要谈女人、谈性，或不时地爆几句粗口，或说些低级趣味的笑话。而且，我还觉得，那些大人先生们若能在公共场合承认自己只是一个俗人，同样有对“低俗”的需求，而不是总板着一副“高雅、高尚或崇高”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社会的进步。总之，我并不需要别人代我选择“高雅、高尚或崇高”也不需要别人代我“反三俗”

    作为一种大众传媒，通俗是电视的本性。和要求所有的人都“高雅、高尚或崇高”之不可能实现一样，要求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脱离“庸俗、低俗、媚俗”同样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快乐男生”就是一档通俗性的节目，定位比较低，而且平庸、煽情，似乎应该被划入文化部“反三俗”的范围，但这却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就2010年的“快男”来说，其总体风格就是煽情——不知是导演有意识的设计还是巧合，七强快男和快乐天团8090几乎无一例外打的都是“亲情牌”在这些亲情的呈现中，既有真情的流露，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表演的成分。“快男”选手们基本上都来自社会底层，或者说属于“草根阶层”所选择或所创作歌曲的主题都比较生活化和世俗化。能够走上电视这个通常为各行各业的精英所垄断的媒体舞台，对于他们来说，确实需要付出不小的努力。何况，娱乐圈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平台，真正能够作为明星走上前台的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与媒体无缘。因此，当他们面对电视镜头时，所表现出来的无法抑制的激动，甚至泪流满面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家庭环境的制约，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接受严格的高雅艺术的训练，只能走通俗的路子。但是，他们的成长却离不开家庭的有力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亲情，他们也并没有更多的足以煽动观众情绪的个人经历。吊诡的是，他们虽然想表现亲情，由于所受教育的局限性，却并不具备足够的表现能力——他们所选择或所创作歌曲的歌词无一例外地都非常平庸，无法表达他们心底所体验的对于亲情的深切感受。至于另外两种将某种复杂的情绪传递给公众的方式，即曲子与身体的动作，同样显得十分单薄，表现力非常有限。尽管如此，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栏目仍然给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虽然不完美，甚至缺点多多，他们仍然有展示自我的权力，一个健康的社会也应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我想，这应该是“快乐男生”以及其他类似的节目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罢——此类节目绝对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庸俗、低俗或媚俗，并动辄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封杀。

    作为一个大众参与、选拔草根歌星的音乐节目，给“快男”评分的权力其实是由大众主导的。由于大众评委、媒体评委、专家评委各自所占的权重为50、30、20分，再加上最先给选手打分的是大众评委，专家评委打分的顺序排在最后，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打分顺序靠后的两个评委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首先打分的大众评委的影响；因此“快男”其实申张了大众的权力，挑战了专家或曰精英的传统权力，打破了大众与精英之间传统的权力平衡。而那些在台下狂热欢呼的“粉丝”们，只不过是将自己不能实现的展示自我的愿望投射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身上罢了，和大众评委一样，他们对选手的评价不必出自专业的眼光，很多和音乐无关——甚至模糊——的印象或标准都足以成为他们支持或崇拜某一选手的理由。

    “快男”的出现并受到公众的追捧，彰显的其实是中国广大民众展示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心理需求的高涨以及中国社会普罗大众自我展示与自我实现的平台严重缺失。如果这种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催生出种种个体的或社会的病症，甚至引发巨大的社会震荡。从功能上来看“快男”其实有利于维持现存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故不应该被某些政府部门当成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假想敌”或“替罪羊”

    我认为，不宜过分夸大某个电视栏目或某种文化现象的负面影响，造成中国社会“庸俗、低俗、媚俗”的真正原因还得在其他方面去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