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时评界成为谣言的集散地

不折不扣的骑墙派，看到哪边人多势众就偏向哪一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儿――因为，我的眼中没有任何权威，而且从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也从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固然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事实是立论的基础，而逻辑则是对事实进行解释的框架。可咱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却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就算给他们100 ％经过确证的事实，他们也可能得出一个100 ％错误的结论。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一文里曾排列了中国人昏乱思想的种种面相：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之时至今，80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包括时评界――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的评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谣言一到智者那里就现出了本象，失去了它迷惑人心的功效呢？此无他――比之常人，智者更愿意讲道理，也更懂得讲道理。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还说：

    “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对（validity），错（i女alidity）。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1诉诸经验事实；2诉诸逻辑推论；3诉诸传统；4诉诸权威；5诉诸教条；6诉诸风俗习惯；7诉诸暴力；8诉诸情感；9诉诸立场；10诉诸利害关系；11诉诸多数――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12诉诸人身。”

    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1到2并作一类，叫做a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b类。他说“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a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b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s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简言之，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即在于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卡普费雷云“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这种“持久混乱”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思想和逻辑的混乱。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降低谣言对社会的破坏性效果，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