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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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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望楼。

    当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jiliè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jiliè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危险。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

    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再去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

    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呢?

    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

    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

    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

    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北驱匈奴上千里;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

    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

    结果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

    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

    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汉族皇权集团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黄子孙已没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

    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们江山的稳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华夏民风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炎黄子孙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至少还有冉闵的杀胡令。

    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炎黄子孙多次受辱,华夏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知道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

    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华夏,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是敌人对华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当下的大唐承袭隋风,隋朝可以说是华夏历史的颠峰时代,那时华夏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没茬找茬的随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诋毁的三征高句丽,最后的结果也是高句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

    史shuji载:大业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万级,将取平壤,高元震惧,遣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给隋朝朝贡的。隋书、北史都记载道:“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那时华夏的武力强盛,边塞诗歌也大气辉煌,那时代的军歌精神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满自信。

    诸如贺若弼的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隋炀殿广虽然臭名远扬,但是却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曰也。”

    华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这么远,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帝王让异族首领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当时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国,是中国民族是开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叹“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突厥的单于已经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觅取战功?

    单于入朝谒比起单于夜潜逃来更显示华夏帝国的强盛,不战而威。

    华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当李贤提出要为尚武精神,树碑立庙之时,杜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武,谁与相对,灭。

    武,谁与不从,伐。

    武高则国威,武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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