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向往新人

    (一)

    1983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住过一段时间。那期间我写了两三篇短篇小说。现在重读，发现我在文章里对大学校园里的树描写得极端详细而准确。从日本研究中心分给我的房间的窗户里——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已不是那座建筑了——能看见美丽的大树。它的叶子和山茶树叶相似，树上开着像刷子一样的花，结着火红的果实。在伯克利有许多澳大利亚原产的树木，这棵树的日文名称是“澳洲大腿”树。在伯克利，经常能看见用这种树拦成的树篱，而我房间窗前的这一棵却特别高大。

    我觉得在英语里这种树的名字应该叫灌木樱桃树，学名为eugeniamyrtifolia。当时日本研究中心的一位女秘书名叫尤婕尼，是位很有才干、待人亲切的女性。有一次我差一点就跟她说，你的名字和那棵树的学名一样。但是，要是她问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我会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如果有人从时装、横笛、房间方面研究日本古典文学，那他一定会知道源氏物语中描写的用丁香做染料染成的和服。这种染料的原料丁香树就是eugeniaaromatica，和灌木樱桃同属一科。

    我当时住所附近的女教授俱乐部的树篱也是由灌木樱桃树围成的。每到周末就有一个姑娘到这里来打扫客厅。看上去她好像总是很忧郁。可是有一天她坦白地告诉我，她曾经当过冠军。她说她是悠悠球冠军，还曾作为可口可乐的形象大使去过日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拘谨而忧郁的冠军。我把这件事如同写树木一样，也写进了我的短篇小说里。

    在我长久的作家生涯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最初是怎样开始接触文学的。毫无疑问，在我开始读的书中，翻译成日语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最使我津津乐道的一本。后来，我又读了这本书的原著，从而把我带进了美国小说、首先是短篇小说的世界。在回忆那是什么样的作家的作品时，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在波士顿举行的海明威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作过简短的发言，重新大量阅读了他的作品以后，我清晰地想起了如下的事情。

    我就从这里开始讲吧。

    (二)

    我们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一直在了解这个世界。但是，一般而言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所以这个习得过程十分混乱。我之所以基本上是相信人的，是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具有克服这种混乱的自主的平衡感，或者说他们有综合的能力，再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他们具有想像力。

    对孩子们来说，文学是给予他们对抗这种混乱的支柱。可是，对孩子们来说，文学又成为加剧这种混乱的、难以对付的契机。童年的我关于“死”的最强烈的实感来自小说。小说中描写了在岛上生活的哈克和吉姆从漂流过来的房子里的暗处中看到一个死去了的男人。吉姆的语言表现力以比现实更浓厚的实感逼近我。

    “这个人并不是睡着了——他死了。你在这儿等一等，我钻进去看一看。”

    吉姆说着就去了，他弯着腰进屋往里看，说道：

    “是个死人啊。真的。身上连衣裳都没穿。他的脊背上挨了一枪。我想他死了总有两三天了。进来，哈克，可是千万别看他的脸——太可怕了。”

    当年在读这本译著的时候，我的祖母和父亲都去世了。我对家里两位去世的人没有印象，反倒觉得自己和哈克一同感受到躺在黑暗里的死人更加逼真的真实性。我一边把书里的“死亡”和我身边发生的两宗“死亡”反复比较，一边梳理陷入混乱的自我世界。

    上面说的事发生在二战期间，是我在太平洋对面的小小的岛屿上的经历。战败以后，地方城市占领军在美国文化中心设立了开架图书室。对我来说，这个我最初使用的开架图书室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我在那里遭遇到另一种“死亡”接下来受到的引导又是什么呢？我这个读过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原作的少年又读了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那个时期，我对这两位英语作家在语言上深厚的血缘关系一无所知。后读的这本书里也有一个短篇描绘了“死亡”少年时代的我是这样感觉的——除了有哈克摇着独木船，尼克摇着小船，他们各自摇船行驶在昏暗的水面上，遇到了死人的共同点以外，两部作品还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哈克实际上没能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尼克却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对我来说都一样。诸位都能清楚记忆书中用独特的文体这样描写尼克所看到的情景。

    医生揭开印第安人头部盖着的毛毯。撤回时手都湿了。他用一只手举着灯，坐到下层床铺边上，望着上层床铺。印第安的男子面向墙壁躺在那里。整个脖子被齐耳割断。床铺上由他身体的重量压出的凹陷处积存着血。他的左胳膊搭在枕头上。裸露的剃刀刀刃朝上放在毛毯里。

    十年以后，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年轻的作家。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混乱，我都有了应对自如的能力。那时我看到了海明威去世的消息，于是我的情绪又完全回到了少年时代，再次深刻地经历了一次从根本上——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恐惧和厌恶的过程。那样一位从年轻时期就深刻、明确地认识到“死亡”的人，如果在刚步入老年的时候就自杀的话，我自己岂不是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吗？我想我是彻底垮掉了。

    (三)

    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都在制定迎接新世纪的计划，也有人向我约稿，他们让我写一个短篇，谈一谈怎样从二十世纪末过渡到下一个世纪。我自认为我完成不了如此宏伟的计划——其实，我已经给编辑部写了道歉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下来，于是我便有了愉快并痛苦地拥抱幻想的机会。

    我想写一个男人在核武器时代如何生存、然后切身体验死亡的故事。一般来说，用短篇原本写不了这样的故事。由此我打算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写这个短篇，一开始先写男人濒临死亡，他虽然明白自己有必须写以及应该写的故事，但还是回忆起许多绝对不能写的故事。这个短篇的标题为核武器时代高原之雪。在本世纪末，提到用短篇来表现人类的典范时，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一百年来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海明威的短篇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说起这个经典，如果重新阅读就会感到，在世纪末思考小说究竟为何物的时候，这篇小说蕴含着使人进行彻底反省的力量。尽管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只有小说家毕生都写下去才能回答好它。以下问题被直率地提出来——

    小说家是怎样的人？是写他所知道的事的人吗？也许不是？可以说至少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小说家相信或者说一直在努力地去相信小说家应该是凭借语言的能力，想像力的结构写尽他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的人。然而，海明威的笔下描写的一个人物却持反对意见，他坚信不是那么回事，小说中这个人物躺在非洲高原上的帐篷前，守护着自己正腐烂下去的腿。

    男人坚持说即使他患不治之症，也要趁还有些力气的时候，去观察大鸟是怎样飞来接近快死的人的。

    即使他的状态越来越糟糕，但浮现在他的头脑里的想法却是：

    不到深深了解的地步不打算写，事到如今恐怕也写不了了吧。如果再想写，又试着写结果不会不行，也许根本就不具备写的能力，因此总是一拖再拖而延误了动笔的时机。总之，事到如今，好像有些想不明白了。

    关于这个问题还什么都没写，那是因为开始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即使我不写这个题材，也有不少别的可写。话说回来，他还经常想总有一天要写的。要写的东西有很多，他在一直观察着社会的变化。不仅只观察发生的事件，不只观察了许多事件，也观察了人，还观察了更微妙的变化。他能回忆起人在各种情况下会有怎样的表现，那是他深入其中观察的结果，写这些东西是他的义务，可如今他又不打算写了。

    男人的内心独白是，自己很清楚自己还能把更多的事情一一写出来，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写，今后也不打算写了。像是被主人公的话唤出的和声一样，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另外几部长篇和短篇中非常自信的人物说过的话，他们自己很清楚能写出一切。如同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小说的作者都相信“不了解的事情不能写”、“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能实际地了解自己能写什么”一样。

    况且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无限地走向死亡的时候，还头一次了解了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岂止是清楚自己能够写作。由于他有理想，最后结束生涯时他实际上确实了解了很多事情。

    往前方一看，满眼都能看见像整个世界一样的高耸的大而宽阔的乞力马扎罗山，四方形的山顶沐浴着阳光，放射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纯白的光辉。此时，他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

    青年作者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一书中知道了应该明确地写“死亡”后，又过了十年写出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自己很了解的事情、深刻了解了以后才能写。它正说明了我刚才提到的简单问题的复杂性。小说家应该写他了解的事情呢，还是靠语言能力和想像力的构思来写他自身以外的事情——他了解到的这两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和未知的事物呢？

    (四)

    又过了十五年，海明威已是这个世纪最成熟的作家，但是对写老人与海的作者来说上述的简单问题仍继续存在。老人与海写的是古巴的老渔夫在海上度过危机一事，他毫无疑问非常了解渔夫经历过的这件事情，所以只描写了他很了解的事。

    这个世纪从各个角度彻底地研究了小说应如何表现“时间”作为作家的成熟度让海明威轻易地、堂堂正正地取得了他在文坛应占有的独特的位置。作家的工作就是抱着自信的态度去确实了解人所具体经历过的“时间”并且信心十足地把握能最好地表现人物的最佳写法。

    作家还在作品中表现了作家所熟知的老渔夫所采取的行动，甚至描写了人在未知事物前的表现——老渔夫独自赤身****地站立着的情景。

    虽然我可以引用这篇小说中的几个部分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我还想读一遍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在第二个夜晚，没有失去抗争能力的大鱼用绳子拽着老人的船，又一次消失在夜色中。

    太阳下山了，九月的大海立刻昏暗下来，天色已经很暗了。老人仰天倚靠在船头的开始腐朽的板子上，尽可能让身体保持轻松。依稀可看见几颗星星。虽然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他一直注视着猎户星座。总之，他很清楚，其他星星也会马上陆续出现，不久就可迎来来自远方的许多朋友了。

    “是的，连鱼都是我们的朋友，”他大声叫嚷起来“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鱼，不过我要杀了它。值得庆幸的是可以不消灭星星。”

    他心想，可以试想，如果人类为消灭月亮每天都必须焦虑的话，那月亮会逃得无影无踪，不过，再设想一下，如果万一为了想消灭太阳，人必须苦心惨淡的话，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我们生来就是幸福的人。

    在我们的行星上，从上个千年到这个千年，一个抬起眼就能看见广漠宇宙的人从人类哲学的精神出发，带有最最诗意的灵魂，向我们走来。他所进行的思考与这位老人坐在行驶在黑暗的海上的船上的思考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同之处，当今作家们毫无例外地都这样赤身****地躺在宇宙空间的底层，积累着仰望星空的经验，而且一如这位渔夫那般不幸福。

    老人与海把我们带向暗淡的方向，可是，我从青年时期到临近老年的现在，每当重读这篇小说时都备受鼓舞。这是由于老人的脑海里反复浮现的、他召唤的少年的行为所致。我想这种反复是在为完成这篇小说的写作所采用的各种技法中冒着破坏平衡的危险采用的惟一的技法。

    “那孩子要在的话”、“孩子跟着我来该多好”、“那孩子要在这里该多好，可是”

    作为作家，我自己的生活时间三分之二以上都用于围绕我的智力残缺的长子进行创作。我写我很了解的关于他的事情。而且还写一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情——像黑暗宇宙一样无限展开的他的内心世界。每当回忆起这个短篇来，海明威的那些反复的话语经常形成不断重复出现的低音旋律回响在我的脑海中。

    到下个百年，也就是今年出生的未来作家庆祝百年诞辰的那一年，人类能否继续坚持文学——其中也包括小说——的创作呢？对此，我时常是持有不很乐观的感情。

    应该能坚持下去吧。我也有时持不很悲观的情感。我在这两种预感之间摇摆不定，同时想像着下个百年的前四分之一时间段的事情。这样说才是最老实的态度。

    在过去的百年间，人类其实很清楚地了解到许多事情。也许可以说人类几乎了解了所有的事情。下一个百年的人们可以从科学到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环境，以至涉及更多的领域，接着我们的历史写下去。想到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心情就会豁然开朗许多。

    想到人们在下一个百年间仍旧通过人的语言能力和想像力的结构，为表现自己还不十分了解的事情而写小说就会让我们更加精神百倍。

    可是，如果要对生活在下一个百年的人们致意，我们这些这个百年人就不能悲观失望地活着。我们要以自己同一时代的具体的人为线索写作，必须竭尽全力重整旗鼓。

    因此，我在想这个百年间最好的小说家的典型。我想到的是那位在青年时代写了在我们的时代，中年时写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刚开始步入老年的时候写了老人与海的作家。这位小说家的榜样力量，再把他进入晚年后自己选择了死也考虑进来——也正因如此才更——是无穷的。

    “请记住，我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这，是我的故乡、地球上这一百年来最好的作家留下的话。到二十一世纪，人们仍然会记得海明威。

    (六)

    我认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最好的作家是夏目漱石。最近我从安部公房的全集月报中得知，安部公房对其亲近的人说：“漱石是伟大的作家，可他出生得太早了。如果更晚些出生，漱石会和我成为同时代的作家，他会写些什么呢？”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正因为我知道安部公房很少从心里评价他人，所以我才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要是三岛由纪夫的话，肯定会强烈反对推举夏目漱石为这百年间最伟大的日语作家。在日本二十世纪的作家中，三岛也是距离海明威的那种不加修饰的文体最远的作家。他的一生中倒是做过“假装士兵的游戏”可他没去过战场。既没在非洲狩过猎，也没在古巴钓过鱼。日本作家里，如果想找一个时常认为自己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并意识到海明威的存在的，就不能不想起三岛由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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